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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这不是叛乱,是革命

2011年04月22日 17:38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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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革命军(来自莫理循档案)

莫理循:(1862年-1920年),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在清末民初亲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莫理循在20世纪初的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都是最重要的“中国通”。他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

祝勇(作家)

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这个词向外部世界报道武昌起义的西方记者。当时《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的电讯时,删掉了“革命”这个词。但深谙中国国情的他,坚信己说。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发生的起义,使来自中国的消息一下子占据了世界许多大报的头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凭借他的职业敏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闻的巨大价值,莫理循的多种传记都记载,他在11日便抵达武昌。有学者考证,莫理循在革命期间并没有前往武昌。无论怎样,莫理循这位专门发布爆炸性新闻的记者,在11日便向《泰晤士报》发出电文:“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使北京陷入极度惊慌之中……”

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这个词向外部世界发出报道的西方记者。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的电讯时,删掉了“革命”这个词。该报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说:“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10月17日,莫理循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所遇到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与中国人有联系的外国人,都私下里告诉我同一件事:他们希望革命取得成功。”

10月和11月间,他给《泰晤士报》总共发了8113字的电文,只收到一封回电:“谢谢,来电请简练些。”不过,他收到了已经去世的朋友莫伯利·贝尔的夫人的来信,信中说:“您的报道又一次在伦敦赢得了读者。”

深谙中国国情的莫理循就这样,第一个向世界宣布:1911年10月在武昌发生的起义是一场革命。

辛亥年,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在北京度过的第15年。这一年,他的心情如帝国的局势一般起起伏伏。他正被疾病和债务危机困扰着。8年前,他卖掉了他在隶王府对面,也就是今天台基厂靠近东长安街的位置购置的宅邸,在使馆区外的王府井大街,即今天王府井百货大楼南邻至大甜水井胡同之间,以750英镑买下了一处住宅,并在这套宅院的南厢房,设置了自己的图书馆。

8月里,他已经难以负担住宅和图书馆的日常开支。他心烦意乱地说:“我已经透支200元,欠书商200元……”“尽管我从不抱怨,但《泰晤士报》所付的薪金已经无法保证我在北京的日常生活了。”

只有一点令他颇感安慰:他陷入了与蓓西——一位澳大利亚女孩的恋爱中不能自拔。在10月6日的日记中,莫理循还这样写道:“蓓西……昨晚很美,但今天染了头发,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对我有他人无法理解的吸引力。还有一大群爱慕者。”

此时的清帝国,陷入比莫理循更加可怕的财政危机中。袁世凯在给朝廷的一道奏折上写道:“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以瓷器充当军饷,在古今战争史上闻所未闻。

莫理循不止一次地和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谈论过帝国的财政状况,蔡廷干说,外务部已经无钱为雇员发放工资,邮传部简直应当关门了事。

他从蔡廷干那里得知,袁世凯曾经发动过一场朝廷募捐运动,号召帝国的王公贵族们踊跃捐款,支援前线。这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举国皆贪的帝国,到了毁家纾难的时刻,却如唐德刚所说的,“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巨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它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它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比如坐落于地安门外定府大街的庆王府,即使在帝国衰亡的时刻,也呈现出一番繁华无虞的富足景象,与庆亲王比起来,那桐也毫不逊色,是当时“著名大贪污分子”,袁世凯向他们行过贿,当然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遗憾的是,在这生死存亡之秋,那些富可敌国的王公大臣们个个精打细算,比铁公鸡还吝啬,其中,除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庆亲王奕劻掏出10万两以外,其他人只拿出3万、2万的零花钱。

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莫理循记录了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来表达他内心的愤慨:“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们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帝国穷困潦倒的时刻里,白花花的银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流动,但它们的流动只为个人铺就一条通往前程的平坦大道,而与国家兴亡丝毫无关。道德楷模在这个国家里已受到嘲笑和唾弃,而政权,也已无力对利益进行有效控制并对文化规范进行重建。在这些官员们心里,国的概念已荡然无存,他们心里只有自己。组成一个政权的成员们,在他们无所顾忌也无所制约地收获贪污和贿赂的同时,就必然失去从根本上维系一个政权生存的“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帝国衰亡的诸多原因中,财政上的破产只是表象,而道德精神的破产、世道人心的破产,才是核心。

一场秋雨不期而至。金光闪烁的紫禁城,瞬间就被一层朦胧的雨幕笼罩了。在重重的宫墙之外,在风雨之外,有连绵的战事正在发生,来自前线的军官,此时或许正在通过河水暴涨的卢沟桥,向风雨中的宫殿飞奔,带来有关战斗的详细信息。深知官员本性的袁世凯,用募捐的方式将了朝廷一军:既然没钱,就别怪我的部队止步不前。孙中山抵达上海3天后,在紫禁城的御前会议上,袁世凯对泪流满面的隆裕太后说:“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

在距离紫禁城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莫理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雨幕,明确地意识到,帝国的崩溃,为时不远了。

正因如此,当他得知武昌枪响的消息后,立刻判断这不是叛乱,而是一场革命。尽管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常用偶然性来形容这次革命,武昌起义的成功,即使在有心栽花的同盟会领袖看来,也颇有无心插柳之感。但莫理循深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留驻武昌的8000新军中,明确反对革命的,只有1000人。当训练有素的帝国正规军成为革命主体,其冲击力,当然是由不谙军事的留日学生所承担的历次起义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看到,革命党当时无力掌握政局。大约从11月8日起,革命派领导人就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袁世凯。莫理循接二连三地向西方读者报道了这样的动向:深受孙中山器重的汪精卫曾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曾给袁世凯写信称:如果袁世凯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黄兴在给汪精卫的电文中,请他转告杨度,袁世凯若能迅速推倒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吴玉章后来在回忆录中无奈地说:“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

1911年12月,莫理循亲自从北京南下上海,游说革命党接受袁世凯为大总统。他的这一举动令袁世凯十分高兴,为他专门派了专车,并派军官护送。在上海,莫理循向革命党领袖指出:不要指望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能早日得到世界列强的承认,因为他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和支持。革命党给莫理循的答复是:袁世凯当然会当选首届总统。

辛亥年农历,1912年1月3日,袁世凯情急之中发出通电,表示如果他本人能够出任大总统,将亲自劝说清帝逊位。

这一年深冬,莫理循告别了甜美的爱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蓓西离我而去,这是多年来我经受到的最大的痛苦。她是那么聪明、迷人、善良而又富有同情心,那么甜美、高雅、成熟、自然……”

标签:莫理循 革命 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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