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肥”大规模分了10年之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批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给富人榜带来了更多的阳光。企业家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想在中国真正成长起来，必须依赖企业家养成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舆论对企业家形象的看法转变。

10月11日，英国人胡润发布了他那著名的富人榜。或许是担心人们对富人榜的兴趣缺失，今年的胡润富人榜制造了一个大新闻：名不见经传的49岁女商人张茵以270亿元的身家成为中国新首富，也是第一位女首富。当日，张茵在香港的上市公司玖龙纸业股价应声又上涨2.7%，于是张茵财富一天之内又增加了逾17亿元人民币。

富人榜是“泊来品”，但它现在已经具有了浓重的中国特色：一曰“快”，前年的刘方、去年的严介和、今年的张茵，都如同闪电般出现在榜单前几名的位置，其财富增殖之大，或许不如比尔·盖茨、巴菲特，但几何数字般的增长速度却足以让美国富翁们也望尘莫及，大概只有10年前叶利钦时代的攫财大亨们可以比拟；二曰“神秘”，刘方也好，严介和也罢，更不用说前几年在榜的杨斌、仰融、唐家兄弟、顾雏军、郑建源、徐明、孙宏斌等，其原始积累、快速生财之道，以及庞大复杂的“XX系”资本帝国，都有诸多模糊之处；三曰“集中”，此次胡润百富榜所列500名富人中，房地产商就占到25.5%，前十大富豪中，有6人以房地产为主业，只有两人没有进入这个行业，这恐怕又是一个世界之最，在美国富人榜上，我们看到过什么大地产商的名头嘛？四曰“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用孔夫子2000多年前说的这句话，去观察富人榜中一批人物间接因上榜而下狱或直接因入狱而落榜的起伏，不免让人心生诸多感慨。黄炎培曾拿这一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问过毛泽东，如今，难道我们中国最顶尖的富人们也逃不出这个“周期率”嘛？

经济学家张维迎有很多观点我不同意，但他最近的一个表述我是赞同的：正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说，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既然企业家们有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社会上还有这么重的仇富心理，富人榜被戏称为“黑名单”、“罪人榜”，富人们对上榜避之惟恐不及呢？很重要的一点，相当多富人榜里和榜外的富人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什么是企业家，根据最先将这个术语引入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黑尔斯的定义，就是“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做出反应，通过创新为其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更简单点说，企业家就是那些使财富增值的人。

但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却大面积出现一些“伪企业家”群体，他们并不像真正的企业家那样去创造增量财富，而是通过瓜分存量财富发家。经济学上将这称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虽然产生金钱收益，但并不使社会总财富产生增值。而为了获得这种非生产性利润，他们耗费了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缺乏有效的动因去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正是有这样寻利空间的存在以及为了获利而采取的游说或贿赂等手段，市场经济的基石——公平交易、自由竞争被扭曲，市场秩序遭到根本性破坏；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生产性寻利沉重冲击了稀缺资源和收入的分配结构，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

将“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结果不公平”这“三不公”的责任推到这些“伪企业家”头上，也是一种不公平。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事实上，此类“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中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设租的官僚，而寻租的“伪企业家”只能与官僚分租才能得到自己租金。但是，由于在中国“设租的官僚”是更“隐形”的富翁——这一点美国西海岸的豪华别墅销售商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珠宝店老板知道得最清楚，所以人们只能将不满在偶尔的机会发泄在那些被胡润等人推上富人榜的“可怜的富豪们”身上。

在“分肥”大规模分了10年之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批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给富人榜带来了更多的阳光。企业家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想在中国真正成长起来，必须依赖企业家养成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舆论对企业家形象的看法转变。在1980年代以前，企业家或资本家在中国是与剥削、欺诈、罪恶之类贬义词相联的名称；1990年代后的10多年，尽管人人都想成为企业家，但在不满、怨恨、嫉妒、浮躁交织的社会心理下，企业家也因为“伪企业家”的分肥而蒙污；今天，“三公”原则已经被市场经济秩序的设计者们一再强调，媒体前所未有的参与，也使富翁的养成机制变得越来越阳光透明。无论是企业家发家致富的手段，还是人们对企业家的认识，也终于有了回归常识的可能。

[评论] [写博客] [我来纠错] [好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