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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总编辑谈创刊十年: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

2013-11-11   第019

新京报总编辑王跃春

十年前,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今天,这份以责任为灵魂、致力于记录时代进步的报纸,已经走过十年。值此新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凤凰网对话新京报总编辑、副社长王跃春。

“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这一带着“野心”的口号,今天尽管不再使用,但“责任”作为《新京报》的理念和价值观,延续了十年。

王跃春告诉凤凰网,从诞生之日起,《新京报》就在传统都市报与传统党报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沿用都市报的市场化道路,同时保留党报的严肃性,以评论、深度为旗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办报模式。

十年前,《新京报》提出目标,创办一份百年大报。王跃春说这一目标,至今未变,但它不是简单一个报纸坚持100年,而是一种理想,“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是《新京报》的终极理想,也是做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

今天,面对新媒体、自媒体的崛起,外界一片喧嚣。对此,王跃春保持冷静,她坚持认为内容产生影响力,《新京报》接下来的方向是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更多去提供观点和思想。

对话:陈芳

责任是新京报最为核心的东西

凤凰网资讯:我其实是新京报第一批读者,转眼《新京报》创刊已经10年,这十年,新京报的理念和价值观有没有变化?

王跃春:从理念和价值观层面来讲,我们十年没有变,就是品质与责任。最早提出,“负责报道一切”,这个口号是不得已停掉的,你怎么能报道一切呢?其实我们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作为新闻人,当然能报道的东西都去做,这肯定是一个新闻理想范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份新报纸的一种野心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另外一个意思,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强调负责任地去报道一切。

“责任”二字,是《新京报》整个架构里最核心的东西,既是《新京报》的一种理念,也算《新京报》的一种企业文化。

凤凰网资讯:就我感觉,《新京报》在定位上,即面向全国还是面向北京,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有过摇摆。那《新京报》的定位究竟是什么?与北京其他都市报类报纸有什么不同?

王跃春:在呈现风格上会有一些变化,根据这个报纸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至于《新京报》的定位,我们确实不愿意自己仅仅是一份北京的都市报。其实你去问《新京报》的读者,他们也觉得我们北京新闻做得不好,觉得你的特色不在这一块儿,你的特色在深度、评论,还有文化板块等等这些方面。

2005年,我们提出过一个口号“北京人的新闻主干道”,每年在改版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北京新闻怎么做?因为对我们内部来讲,绝大部分采编人员都是外地人,我们永远面临着报纸和人的本地化问题,虽然我们说自己不是北京的都市报,但还是面临一个扎根的问题,更何况北京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北京,她是中国的中心,甚至也是世界的某种中心。所以我们也会强调本地化。你说的那种摇摆,一方面源于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

但是我要有差异化,跟北京其他都市媒体形成差异。办报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差异化,如果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新京报在党报和都市报之间走出了第三条道路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从诞生起,是南都和光明日报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本身就代表着差异化,《新京报》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王跃春:我们有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定位,叫“新型时政类主流城市报”。我们办这个报纸,其实走的是第三条路,在传统党报和传统都市报之间的第三条路。我们吸取了传统都市报贴近性的风格以及市场化,并这个基础之上吸取了传统党报的更加严肃的新闻态度。

原来传统的都市报是不太做时政类新闻的,但是在《新京报》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时政新闻。2004年,刚创刊没几个月,我们就赶上全国两会,上来一天就是十个版,还不包括评论。我们将大量的会场外民生热点新闻带到会场上去,还有会上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以及采访,我们把它做成专题。当时这种两会报道模式,其他都市类媒体几乎没有,可以说是《新京报》开创了这样的报道风格,当然现在这种报道模式大家都在用。

我们内部把新闻分成时政新闻跟社会新闻,但在操作上我们强调是一样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新闻,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政新闻,任何社会新闻,最后都是需要有个时政的落点,任何的时政新闻和任何政策,背后都是有社会的需求和民生呼吁。所以我们的时政和社会完全是打通的。在做新闻的理念上,我觉得我们算是先行一步吧。

新京报的两面旗帜:评论与深度

凤凰网资讯:除了时政报道,新京报的评论版也是特色?

王跃春:对,没错。刚开始《新京报》的二版、三版就是评论,当时没有报纸把评论放在新闻前面来做的,现在几乎所有报纸都开始这么做。

最早创刊时,《新京报》的两面旗帜就是评论与深度报道。10年走过来,再回头去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新京报》在这10年,这10年也是互联网兴起的过程,作为一个报纸还能保持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评论与深度报道。在互联网时代,报纸要去生存,最主要就靠这两块儿东西,这是最核心的。我们还有专题策划能力,我叫杂志化操作。

我觉得在很快的时间里,就没有消息这个东西了。因为网络已经全部承载了,报纸没法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第一落点的新闻了,除非这个东西是独家的,但是很少。

凤凰网资讯:深度和评论是互联网没有办法取代的。

王跃春:对,所以我们讲四化,叫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包括视觉这一块儿,对图片的运用,图表的制作等,《新京报》是可以自豪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读图时代的到来。

凤凰网资讯:您刚刚说杂志化操作具体指什么?

王跃春: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报纸,我们有很多周刊,地球周刊,书评周刊,还有行业周刊,就是杂志化的一些操作。但我们是日报,在以每天的节奏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杂志,我们杂志化操作,并不是说我延长操作周期,因为现在一个新闻事件出来,热度一般也就是三天,很快可能被另外一个事儿取代了,所以这个杂志化应该在三天之内。

比如山西爆炸案,如果可以做的话,我们会在一天时间内,做好两到三个版,甚至更多,包括事件调查,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一些延展性的东西。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调动很多人力。再比如之前的日本地震,一天我们就搞出十几个版。

相对于真正的杂志,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粗糙,但该有的内容,该有的深度,该有的广度,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部可以呈现。这个可能是报纸优于网络的东西。相较于杂志,又有时间的优势,如果过了一个星期,如果还是这件东西,做得再精美,也没有意义了,毕竟是个新闻。

所以日报在这上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因为我是24小时周期,一个事情如果有72个小时热度的话,我至少可以做两到三次。而且我有采访力量,我就可能做出独家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新闻的杂志化操作,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

凤凰网资讯:遇到这种大事,可以动用很多人,一天之内就出十几个版,《新京报》这种应急机制是如何保证的?

王跃春:我们就是靠后方的指挥,如果有一个大事情发生的话,看到什么样级别,如果是非常大的事儿的话,我可能就直接指挥了,可以把所有部门中层都叫来,每个部门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分派过去。如果是一般的事情,我们分管的副总编辑,甚至我们的中层,他就会形成这种操作模式。

绝对不会是一个事儿,我只交给一个记者去做就完了。

凤凰网资讯:您做了十几年报纸,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内部的压力,比如每年两会报道,怎么再做出新的东西?如何寻求突破?

王跃春:这确实是个问题,很难去回答。你首先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结果上就不会是一个重复。我们全国两会的报道,我每天其实也很头疼,到今年我已经作了10次全国两会了。确实是很烦,这个确实有时存在思维固化。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总有人有新鲜的思维,发动大家的一种积极性,创造力,超越自己,不要去重复,当然好的东西也不能丢了。这个问题肯定会有,放在哪个行业也是一样,新闻行业还算是好的了,因为新闻总是新的,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觉得很重复,一旦到了会上,出来的新闻还是有亮点的。

一定是内容产生影响力

凤凰网资讯:很多媒体在面对新媒体崛起的过程中,也在做出调整,比如财新网,网刊一体化,新京报在这方面会有调整吗?是继续内容上深耕还是尝试更多?

王跃春:我们现在也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手机、ipad、垂直类的APP产品,微信出来以后,又尝试做了很多垂直类的微信。我鼓励各个部门都去做,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

但是这个东西对整个报纸来讲,还是属于一个附属,指望它挣钱那是远远不能够的。

我觉得报纸的人去做网络,还是有很大的限制。《新京报》网做再好,能成为什么呢?我们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首先不可能再去做一个新闻门户,光靠《新京报》的内容承载一个网站,好像也不必要,因为你这些内容在其他网上也能看到,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新京报》网而不去跟其他网站合作,那会影响《新京报》的影响力,也会直接影响广告收入,这是一连串的问题。

不能为了平台放弃内容,一定是你的内容产生影响力。

凤凰网资讯:抛开其他原因,从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比如微博的直播,包括一些公民记者的出现,第一信息点纸媒很难第一时间拿到,需要做怎样的调整?

王跃春:在内容上进行调整,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还有更多去提供观点和思想,这是传统媒体最该做的事情。但事实上思想性和评论的空间比网络还小,从某种程度也遏制了你去发出更多思想性的声音。

陈永洲事件让新闻界蒙羞更担心借此打压媒体

凤凰网:最近《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媒体人都比较关注,外界争论也比较大,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王跃春:我们就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用了三个词:一是这件事情让整个新闻界感到蒙羞,第二个是不安,第三个就是尴尬。这三个词可以概括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

我相信这个事情决不是陈永洲一个人能干的。一个人收了钱,就可以在所供职的报纸上发20多篇批评一个企业的稿子,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哪一个单位也做不到。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背后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收钱报道的这些,是不是百分之百全部是事实?这些东西你没办法搞清了。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包括后来公安部都专门派人下去督办,已经是一种快速的结案陈词。

这个事儿就到此了结了,但对新闻界的伤害太大。当然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也强调两个观点,一是我们很鄙视这种新闻人和这种报纸。第二个我也想呼吁一句,防止借这样的事情对媒体形成打压,压缩我们舆论监督正常的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会效仿,会拿这个事情来诋毁记者,或者让新闻界在这个事情上很尴尬。主管部门也会拿这样的事情来给正常的舆论监督设置更多的障碍,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儿。

舆论监督是媒体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职能没有的话,你要媒体干嘛?如果因此变成对媒体的打压,是非常糟糕的。更可怕的是,这个事情真相不清楚,社会上,包括企业、很多老百姓,会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怀疑、不信任,甚至说更多的仇恨。

现在仇恨媒体记者已经不是少部分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只会更多,特别是一些被监督过的单位、企业,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在处理一些敏感新闻上其实比较有技巧的,这10年也摸索了不少经验,能不能分享下?怎么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又能保证发出来?

王跃春:没啥技巧。其实在这方面所有媒体是公平的,你收到的通知是一模一样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执行。这算是一种考验吧,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图什么?我就是图把这个新闻做出来,让报纸好看,我有责任有义务去报道它,那这是媒体人的一种本能。

有些媒体可能就放弃了,选择非常听话地去执行,可能他的诉求不一样,可能是一种其他的考虑。在有些媒体,报社把关人和记者之间,可能考量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新京报》这点很好,大家考虑的东西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在把关的时候,也要掂量一下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不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或者说一份报纸的承受范围之内。

凤凰网资讯:你做媒体这么多年,有没有特别悲观的时候?怎么消解?

王跃春:这种状态肯定会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媒体最痛苦的是,不能用100%的精力去做新闻,尤其像我们到这个位置,我觉得70%以上的时间,不能用来只是考虑单纯去做好一个新闻。

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业往前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媒体水平真的不比美国那些差。但我们要应对这样的一种舆论环境与这种体制。其实基本的新闻理念操作或技巧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更何况中国现在真的是新闻富矿。美国有什么新闻呢?欧洲有什么新闻呢?但中国确实不一样,有太多可以做的东西,如果能有空间去做,真的能够做出很多改变社会、改变历史的一些东西。

凤凰网资讯: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空间。

王跃春:需要一个空间。现在我还是比较悲观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

凤凰网:10年前,《新京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百年大报,这个目标现在有没有改变?《新京报》一直以来的理想是什么?

王跃春:没改变,怎么改啊?还差得远,八九十年呢。但是在中国要办一个百年大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要走一条非常非常漫长的路。刚创刊的时候,我们提出“负责报道一切”一样,那时候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这10年走下来,过程非常艰难,要活到100岁,《新京报》真的不容易。当然这10年媒体的形态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再过90年,会是什么样那不好说,那时候《新京报》还是不是以《新京报》报纸这个东西在存在,都很难说。

但是这个理想没变。其实这个理想并不是说我们报纸办到100年,它还是一个更加遥远一些,更加空灵一些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这是我们一个终极的新闻理想,也是做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这10年也是这样做的。 

王跃春:努力这样做,尽量少说假话,尽量避免去发表虚假报道。这就是新闻理想了。

我看到有学者讲,在互联网时代,不要再谈新闻理想了。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如果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现在确实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讲真话、报道事实这样最基本的东西,再过几百年也不会变,还是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个事情谁来做?有微博、有自媒体,每个人都来发声,真的都有真相了吗?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思想家更不可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一定是不同的。

当然不反对你用手上的移动终端去传播信息,但新闻还是另外一个概念,思想就更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我担忧的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前途比较渺茫。往深里谈就是整个空间的问题。

凤凰网资讯:不少传统媒体人选择跳槽,或者转行。 

王跃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去互联网也挺正常的。但每个人去之前得想明白,你去那儿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原来传统媒体的积累在那里还有没有用武之地。选择离开也好,选择留在这里也好,就看你能多大程度上发挥你的价值,这是一个选择的基础。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平台很重要。你所在的单位、包括你在这个单位所处的位置,两方面来构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是一个平台成就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去成就一个平台,一定是这样。所以对每个人来讲,自己想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当然将来不排除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我也会离开,这个也很正常。

跳槽,如果还是新闻传播这个行当,也没什么。但现在很多新闻人不是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改行做其他的,实际上是脱离了新闻行业。从消极方面来看,如果更多人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话,说明这个行业没有出路,没有成长空间。从业人员干到一定程度,要么是觉得发展不下去,要么生存不下去,觉得路都被堵死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比较可悲的东西。(朱诗琦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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