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希望香港的学生多了解真正的中国

原标题：“希望香港的学生多了解真正的中国”

在20年港区人大代表的经历中，范徐丽泰想办法让自己更称职一些。这一年，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新建的教育基金会上。她希望透过这个平台，使更多香港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知道那些苦难的过程，就不会感觉到中国人是真的要自强不息的。”

关于代表履职

创建网站方便民众“投诉”提意见

北青报：我注意到您有一个作为港区人大代表的官方网站。我登录看了一下，您会通过它收集大家的意见，您有收到过来信或者反馈吗？

范徐丽泰：有一些，但我觉得并不算很多。大部分都是信访。

北青报：收到会如何处理呢？

范徐丽泰：我们收到后要下很多功夫。首先要向他拿所有资料，然后再研究，研究后有的会带到常委会会议上讨论，在适当的时候反映出来。有的意见可行性高，就以此意见为基础，再加上调研做一个建议。有的意见太理想化了，可行性不高，我们收到也会表示感谢。各种各样的都有，可是总量并不太多。

北青报：可行性高的意见，能举个例子吗？

范徐丽泰：比如说有一些海外华侨给我们的意见是关于中国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因为他们看到家附近的超市有些中国产品下架了，因此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再比如，我们内地的雇员有住房津贴，可是香港人在内地工作就没有这个津贴。投诉者说大家应是同工同酬，为什么不给我们这方面的津贴？

关于民族认同

要帮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苦难史

北青报：有说法认为一些香港青年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比较低，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范徐丽泰：实际上这是我们教育方面的缺失。经过20年我们的教育改革，中国历史已经成为一个不被重视的科目。选读中国历史去考中学毕业文凭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只不过是10%左右的学生。

但在20年之前，选修中国历史的人数应该是80%以上。从前考试中文都会考中国历史，当时有三科是必修课：中、英、数。学生再选5科到7科选修课，中国历史一定是在选修课里，因为我念了中文，自然中国历史也会一块儿念。

教育改革后是4科必修课，只有2科到4科是选修课。大家会选一些容易拿到高分数的，因为这样才有利于进大学嘛，所以选中国历史的人就比较少。再加上中国历史要记的东西实在太多，又要分析，不容易拿到高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选中国历史的人越来越少，没有念过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华民族的苦难过程，就不会感觉到做中国人是真的要自强不息的。

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学生对我们国家当下的发展不怎么了解。我们高中的4个必修课里，有一个叫做通识教育科，里面有6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名为“现代中国”。然而，通识教育科是没有课本的，所以教师们教“现代中国”的时候，一般是从网上下载一些有关内地的报道或报章社评，跟学生讨论分析。

但这样做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报章上一般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因此消息常常缺乏正面性。二是老师自身的观点会教给学生，令学生对一些好的消息会有“这个是不是宣传，大概是假的了”这类心态。此外，再加上国外的一些宣传。

关于历史教育

应重新奠定读中史学科的必要性

北青报：您觉得怎样才是一种正确的推动国家民族认同感或国家历史教育的方式？

范徐丽泰：首先我们要好好想一想，重新奠定中国历史在课程里的必要性，还有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人真正了解国家的发展情况。我觉得并不是单单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绩，还要告诉他们，因为发展太快所产生的后遗症，以及政府用了大力气、大资源去改善，同时也采用了种种办法，保证将来不会再恶化。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知道问题在哪里，坚决去改善。我们国家最好的地方就是不断地在改进。当然，在改进的过程里可能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但是只要坚定地为老百姓服务，我相信这个政府就是值得拥护的政府。

北青报：去年3月成立的励进教育中心，您是理事会主席。同时，您还是港区人大代表和您家庭中的一员。您怎样分配时间呢？

范徐丽泰：现在励进教育中心用了我不少时间。我们的年轻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实在是太贫乏，而且很多人不愿意念中国历史，我们就想到用网络资讯来向他们普及。

一方面针对年纪小的学生，我们请了香港知名人士、大学校长、影艺界的朋友、专业界的朋友，给他们讲历史故事和人物，每个故事大概5到7分钟。

另一方面针对年纪大的学生，我们请了10位资深的中国历史教师，做中国历史试题解码，每人出6个题目，再给出题目的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后还会有一个分析，告诉你哪几点是比较重要的，写出这几点就会有分数。此外还有180个问答题，答对一题有一分，累积到100分就可以拿到300元到400元的书券，用来买书。如果拿到150分以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游学团。不过，目前只有两人拿到这个分数，可能我们的难度弄得太高，今年要做出调整。

我们的网站还会讲到国歌的来源、中国航天的发展等等。提到香港与祖国不可分离，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可分离。首先从法律上不仅是依据《基本法》和《宪法》，还有联合国协议；从文化上我们是同文同族，不可分离。同时，我们喝的水、吃的肉类和蔬菜，以及用的电力都来自内地，我们如何能自给自足？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哪怕只有一点效果，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实在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放在网上，虽然不一定有很多人看，但还是要做。如果政府在这方面能多做一点，积极一点，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

成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使我在学习中对国家有了更多了解，与人民也有了越来越接近和亲切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很难得的旅程。

文/本报记者岳菲菲

摄影/本报记者郝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