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在逃离北上广，还是北上广在赶你走？

第760期

【导语】

近日，一个微信公号发出“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活动。“从现在开始的4小时内，赶到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的机场”，在那里，有工作人员一共准备了30张马上起飞的往返机票，通往30个“未知但美好的”国内旅行目的地，先到先得。

活动一经推出，立即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疯狂的传播。截止到当天下午5点，该微信获得了超百万的阅读量。在微博上，“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至今已有超3000万的阅读量。

其实“逃离北上广”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差不多有十年的历史了，2010年还被入选了媒体选入当年的“十大房地产热词”。其背后是年轻人对于大都市激烈竞争的抵触，对快节奏高强度工作和生活的不满，对居高不下房价的绝望……除了“逃离北上广”，“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想去世界看看”“生活不仅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等话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挑起他们敏感的神经。

在“逃离北上广”热潮掀起不久，又出现过“逃回北上广”热潮。这一代的年轻人有不少都是对大都市深恶痛绝，但却又选择了留下来，还有更多的人在涌入这些城市。据人口普查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上海流入人口达504万，这一数据在北京有396万，广州274万，而德国首都柏林的总人口才350万。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北上广的比例， 2010年是54.1%，三年后增至57.3%。

为什么年轻人与大城市有这么多的羁绊，又为什么“逃离北上广”总能触动他们的心灵？

这次营销活动中领到机票的部分人

快节奏、高压力生活并非北上广特例，全球大都市都如此

“北上广”一直是中国人的都市乌托邦，很多偏远的农村人，往往把能够去一趟北京，当做是一件风光无限、光宗耀祖的经历。大都市充满了机会，是实现梦想的地方，不断吸引着外乡人。这一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也有着同样的魔力，《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述者尼克就是怀揣着希望去到纽约的，纽约不仅隐藏着实现理想的机会，还给人以视觉上的诱惑，“纽约夜晚的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那种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来来往往的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

但在这些光鲜背后，其实都暗藏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十九世纪，就有研究者指出，大都市居民数量多，密度大，每天接触到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的事件，各种刺激的增加可能令人“窒息”。

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生活节奏几乎是大城市的通病。据斯坦福大学教席教授杰弗里•普费弗的文章，一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几周之后便不得不服用抗抑郁药；一位电视新闻行业从业者称，她在接受了一份需要经常出差、压力更大的新工作之后，体重暴增60磅。

有句名言“如果你能在纽约生存下来，那么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尽管纽约有全美几乎最好的公共交通，但纽约人平均每天要比其他地方的美国人要多花40分钟用于通勤，其上班时间也要比其他地方长。纽约人走路快，过马路不看红灯，只要没车就往前走。除此之外，纽约人还要负担全国平均住房水平两倍以上的房价。过去20年中，纽约居民平均工资增长15%，房租增长幅度却达40%。人们住房选择减少，租金负担却持续加重。2012年，有超过一半租房居住的纽约人，要用月收入的一半以上支付租金，而在低收入和极低收入家庭中，房租负担过重的比例更高。

根据伦敦市政厅的分析报告，2011年，伦敦市22%的居民存在住房拥挤现象，且从2001年以来以5%的平均速度递增。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一年里，英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年率涨幅开始强劲提升，其中伦敦地区的房价涨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在伦敦置业的平均成本高达50万英镑（75万美元），一个典型的单身英国年轻人，即使有父母的一定资助，想要筹集首付并且获得放贷，能够负担的房价非常有限。

中国人口密度图

中国城市二元化发展，逃离北上广只是人们嘴上愿意

在欧美，在哪个城市发展是个人选择问题，选择纽约、伦敦等大城市，则意味着已经知道需要承受的压力。但是在中国，选择“北上广”却像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此选择离开才会被称为是“逃离”，仿佛有人强制你留下来。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欧和美国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是相当稀少的，工业化和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速度达到了足以维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计的水平。欧美的城市化尽管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但实际上推进这个进程的社会结构已培育了数百年。欧洲的城市化大约经历了200 多年，美国也持续了100多年。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却是可怕的。从城市人口看，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 年，美国用了80 年，中国仅用了22 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人口上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也仅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

过快的城市化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人口集聚规模远远超过城市的人口负载量，带来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交通堵塞、资源紧张、高失业率与犯罪率等一系列问题。

即使如此，“逃离”也是不现实的。中国是各种资源分布十分不平衡的国家，规模越大的城市，占据的资源也越多。特别是畸形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与城市间呈现“二元化发展”格局，大中小城市及城市内部在规划布局、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等方面原有的不合理现象被加剧。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有着其他地方无可替代的资源与机会，不仅有着更加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也比其他城市丰富，与之相对的，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各种配套设施、生活服务都远不如大城市。

“逃离北上广”，除了意味着放弃这些物质条件，还可能意味着，要面对小地方人口密度较低、工作机会有限、生活圈子小的现实，承受“关系型社会”、“熟人化社会”和“庸堕型生活”的不堪和不适，对很多人而言，这其实是一种更不明智的选择。

所以“逃离北上广”，“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样，只不过是中国年轻人面对高压都市生活麻醉自己的幻想。

纽约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公共住宅，包括12幢17层高层住宅楼，共有1931套住宅，居民30%为老人。

现实不是你能选择，远离北上广更多是被迫

随着人口持续增加，纽约普通居民的住房承受力一直面对严峻挑战。为此，纽约政府也不断通过各类住房政策维持住房价格稳定。其中有一项就是“可负担住宅”，是指美国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使其房租开销不超出家庭月收入水平30%的一项政策。纽约第一栋公共住宅建于1935年，目前纽约共有2500多幢公共住宅楼，居民40余万。目前纽约租房居住的人群中一半以上都享受政府不同类型的住房补贴。英国伦敦也有着类似的公共政策，提供多种渠道来满足所有伦敦居民人不同的住宅需求以及对价格的承受度。

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建设，是靠着大量的、低收入、有训练的劳动力，也就是所谓人口红利来实现的。但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所谓人口负担，为了缓解过多人口带来的压力，除了严格控制人口的进入，大城市开始通过一系列政策疏解人口。

根据北京“十三五”规划纲要，未来五年，北京市将继续努力推动疏解非首都功能，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实现城6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为疏解人口，北京多个区提出“治理开墙打洞”、“治理直管公房非法转租转借”、“群租房和地下空间整治”等办法，不少商场、菜市场、餐饮区域都开始了转型和搬迁。

这其实是把“低端人才”往外赶的意思，对此，大学教授张鸣曾说：“北京市疏解人口，把卖菜的，卖服装的等等尽量往外赶，只进高端科技人才。我真的不明白，高端人才不吃菜吗？周围的菜市场给拆了，我现在买菜等走一公里。”

不只是所谓“低端人口”，对普通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也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自己将青春作为红利奉献给城市以换取生存的机会，但是城市能否给予自己一个公平的待遇和归宿却已成未知数。

年轻人即使找到了工作，能够进入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但由于户籍，房产限购，汽车限购等限制，他们始终无法融入到城市中，无法平等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还要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承受差别待遇。等到奉献完青春，需要成家立业，买房买车、子女就学、侍奉老幼，需要从城市获得资源的时候，他们却可能成为所谓城市负担，不得不一再面对无法跨越的政策门槛，被迫远离北上广。

北京人口疏解计划中确定要搬迁的动物园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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