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电影为什么厉害？

阿巴斯

第757期

【导语】

据媒体报道，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7月4日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

阿巴斯是当代公认的电影大师，其作品包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随风而逝》《原样复制》《特写》等等。1997年，阿巴斯凭借作品《樱桃的滋味》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电影始于格里菲斯（美国电影先驱），止于阿巴斯。”法国“新浪潮”先驱戈达尔给了他高度的评价。阿巴斯对于当代影坛为什么这么重要？

阿巴斯第一部短片《面包与小巷》剧照

尽管审查苛刻，伊朗电影却光彩夺目

20世纪初，电影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进入伊朗。但在这个由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国家，电影一直遭到公然诋毁和排斥，发展速度相当低缓。“毛拉”们认为，电影亵渎神灵，是清真寺的劲敌，甚至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权力，颠覆了他们长期以来信奉的价值理念。直到60年代初，在世界电影版图上，伊朗电影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

1969年，大流士·梅赫尔朱伊拍摄了《奶牛》，成为了伊朗新浪潮的开山之作。到八十年代中期，伊朗第一次“新电影”浪潮的电影，多用简单纯净的语言叙述普通社会生活，展示本土现实的阴暗面，奠定了伊朗电影以本土纪实为主的影像美学风格。

80年代末，伊朗兴起第二次“新电影”浪潮，阿巴斯是这次浪潮的旗手。他1940年6月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从小痴迷于绘画，以此为志考取了德黑兰美术学院。他的影像创作是从拍摄商业广告开始的。1960年至1969年，他创制了近150部广告片。1969年，伊朗电影新浪潮诞生，多个机构向有潜力的年轻导演抛出橄榄枝，阿巴斯进入了伊朗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拍摄了多部优质短片后，1977年他拍摄了第一部故事长片《报告》。阿巴斯真正开始在国际影坛受人瞩目是在1987年。

1987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戛纳电影节上斩获大奖后，接着便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伊朗电影获奖现象。至1997年《樱桃的滋味》荣获“戛纳金棕搁”大奖为止，短短的10年间，伊朗共有4096部（次）影片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放映，获得了276项不同级别的奖项。伊朗电影以其浓郁的地域风情与文化景观，成为世界影坛的瑰丽奇葩。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让伊朗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进程得到了加强，电影业曾一度沉寂，后才逐渐苏醒繁荣。直到现在，伊朗仍然实行着苛刻的电影审查制度。在电影中，禁止出现的内容至少包括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或笑话；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外语或粗鄙的语言；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正面角色表现得喜欢独处，而不喜欢集体生活；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争执等等。

1998年，阿巴斯接受采访时曾言：“‘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分，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剧照，用远景镜头暗示主人公归还作业本旅程的艰难。

西方对伊朗电影关注，很大程度源于对伊斯兰社会的无知

伊朗电影引起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伊朗社会相对封闭，电影成了西方社会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窗口。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后冷战时期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伊斯兰世界曾向西方学习，但却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繁荣和尊严，因而很多穆斯林将落后的原因和面临的问题都归咎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石油带来的财富让伊斯兰力量迅速扩大，他们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抵制西方的制度。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高涨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亨廷顿认为，“西方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

伊朗电影成为了伊斯兰复兴以来，解读东方主义与保守的伊朗社会中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的不二选择。西方观众通过伊朗电影完成对伊斯兰东方的想象。

伊朗电影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伊斯兰文化限制之间艰难求生。许多伊朗电影在国际影展上倍受褒奖，但是在伊朗国内放映时票房表现却差强人意。某些电影导演虽然在国外获得大奖，但在国内却没有得到其电影的放映许可权。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曾获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它通过一个面临婚姻危机的家庭的经历，折射出当代伊朗社会的不同层面，但因触及伊朗社会移民和离婚等敏感题材一度面临难产。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2010年曾公开批评政府孤立有杰出成就的电影人，呼吁当局允许被驱逐出境的导演和演员回国，导致《一次别离》被下令停拍，直到他道歉后才被解除禁令。

《樱桃的滋味》剧照，树影投射在窗上，表现人物内心的凌乱

专注生活与人性，才是伊朗电影获得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由于能够获得政府审查通过的电影题材极其有限，因此伊朗电影主要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从平凡生活中寻求价值，极具人文主义色彩。其中儿童往往是纯洁、自由的象征，伊朗盛产以儿童片为主的纯艺术电影。导演们善于抓住儿童的纯真趣味，以孩子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成人世界的种种痼疾。

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便是典型，故事发生在伊朗北部偏僻贫瘠的山村，8 岁的男孩艾哈默德放学回家后发现错拿了同桌的作业本，怕同桌交不出作业被老师责骂，于是艾哈默德执着往返于两个距离很远的村子之间寻找朋友的家，但到天黑也没找到，于是帮朋友做好作业。故事十分简单，是日常生活中平凡小事，但是电影人在孩子纯真、执着与大人的冷漠、守旧对比中挖掘了人性的闪光点。

阿巴斯通过对儿童的真实写照表现出伊朗人的生活现实和坚韧的性格特征，也对人性内心进行探索与反思。后期作品主要关于山区农村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在艰难困苦中度日的人们不屈的个人尊严和优秀的品质。《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都是代表。

阿巴斯的电影具有纪录片的真实和故事片的剧情，在真实与故事之间游走。电影无法还原真实，在《樱桃的滋味》和《橄榄树下》中，他采用了剧情中有剧情和开放式的结尾，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近似于现实的影视效果。此外，阿巴斯的电影有着很长时间的叙述，这段时间用来描绘无关的人物和事件，并没有绝对的开始和结束。

从演员挑选上，他选用了很多非职业演员。《橄榄树下》的男主角就是突然跑来现场而被导演相中的，而女主角是从一群女学生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在片中都扮演最真实的自己，普通人的平凡出演，使得影片具有久违的感动和真实情感，具有真诚的纪实主义倾向。

为有效地渲染氛围和烘托人物情绪，阿巴斯多运用长镜头和深景深镜头。《樱桃的滋味》中，巴蒂先生确定老人会协助他自杀后，在房间踟蹰和思考，最后下定决心下楼乘车离去。该镜头长达两分多钟，用来表达人物内心对生命的挣扎。阿巴斯认为长镜头可以有效地保持主体的完整性，保持各种要素的体现，让观众尽快地进入艺术情境，从感动的东西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对观众自我体验的表达。

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导演，所拍摄的电影从题材、风格和文化内涵都迥异于西方，他们贴近生活的写实特征，给电影世界注入一股清新之风。

《一次别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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