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玉米为什么要被判刑？

第756期

【导语】

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一男子无证无照收购玉米倒卖牟利，经营数额达到21万余元，群众举报后被工商部门查获。经法院审理，该男子因无证无照大量非法收购玉米触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关于判决，该地一位法官这样对媒体说，小麦、玉米等粮食是涉及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资源，国家在收购、买卖等各环节均规定有严格的专营制度，凡涉及基础粮食或农资收购、批发等经营行为的，一定要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判决的基础，现在明文见于《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但这些年来，新闻上总是听说粮食连续第多少年丰收的喜报，人们早已不觉得玉米是多么珍贵的物资，因为收购这点玉米被判刑，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对于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匮乏和饥饿已经变得遥远和陌生，但是对于年龄稍长的上一代中国人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整体来说，饥饿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记忆，这，也正是有关粮食的政策总是显得敏感和有争议性的原因。

丰子恺《农田耕作》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不但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性因素。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粮食生产能力，在世界上都长期处于领先水平。

隋唐以前，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上涨。宋代以后，在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基础上确立的江南稻作农业技术体系，不但使农作物产量得到大大提高，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变革。

这次技术变革，使得中国农业单产水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亩产90多市斤，上升到江南地区稻谷亩产量337市斤的高水平上，而当时英国的混合作物亩产量仅有76市斤。直到20世纪，以1950～1951年的水平计算，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印度谷物单产也只有当时中国的52%。

中国的农业技术不仅在历朝的饥荒中起到了积极作用，17世纪后，欧洲的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从中国带回的农具和播种方法，还催生了欧洲的农业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生产水平的停滞局面。

清代地区之间粮食仓储与调剂流程

但饥荒依旧是历代都要面对的难题

但是，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并没有把中华民族从饥饿中解救出来，饥荒依旧是一个持久性的难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很不利。

中国粮食生产的节气与自然条件往往不符。春夏时期，北方需灌溉南方需光照时，季风却集中在南部沿海，造成北旱南涝；夏秋时，北方需光照南方需水分时，雨带却推移到了北方，所以又容易出现北涝南旱的局面。

尽管幅员辽阔，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却很狭小。从宋代起，适宜农耕的土地基本都开发垦殖了。到明清，山林湖沼悉数垦辟为农田，甚至开垦到边地、山谷、高寒地带以及荒漠化地带等自然条件严酷的地带。到清末，耕地面积基本上达到16亿亩，与现有耕地面积18亿亩十分接近。

然而耕地面积的扩大并没有缓解饥荒的压力，反而由于人口增殖过快，粮食供应变得更加紧张，清朝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的水平。另外，由于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灾害因此日渐加剧。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季度和区域上常表现得不平衡。经常一个地区稳产时另一个地区减产，灾荒频繁时持续减产。再加上社会制度的缺陷，饥荒对于社会底层一直是绕不开的梦魇，饥荒不仅是农民吃不上饭的问题，更直接造成社会动荡，对政权造成威胁。

1953年浙江省嘉兴县沈三山互助组农民正在将粮食晒干扬净，准备卖给国家。

历代统治者对粮食问题高度敏感

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从生产到存储再到流通，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历史上有“劝民农桑”的仪式，每年二月二春耕开始时，许多帝王都要做出表率，带头“劳动”一回。最早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伏羲时期，《史记》中记载周武王每年也都会郑重其事地举行“亲耕”仪式。历代王朝都颇为重视，到了清朝，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开发了一个“一亩园”，每年二月二，雍正都会到一亩园里亲自耕种劳作。

图为1987年，河南农民赶车去交公粮的路上。

仓储制度被用于应对灾荒和战争时的用粮问题

受到自然因素影响，粮食产量往往有季节性和波动性。在平衡供需矛盾上，仓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农业时代人们就开始窖藏剩余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至夏朝，仓储制度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战国后期，秦国的粮食仓储规模庞大，咸阳每一仓堆都达到了十万石之多，但主要是为了军事和政治目的，对百姓粮食问题关注还不够。秦汉时期，粮食仓储制度趋于成熟，汉初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央、郡县、诸侯国、军队等都建立了粮仓。汉宣帝时期成立的常平仓制度，成为历代王朝沿用的主要仓储制度，采用丰年向社会征集余粮的方式，稳定粮食价格，也用于灾荒赈济。三国时，曹操实行屯田制度，为北方的统一乃至全国统一奠定物质基础。南北朝时期，北齐建立了义仓制度，义仓是一种全民性的粮食赈济措施，由国家出面承办，社会各界负担仓谷，赈济面向社会大众。此后，粮食仓储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到了明清，已经发展出官仓、预备仓、义仓、社仓等等名目繁多的仓储制度。古代的仓储制度，既解决了战争时期的粮食问题，在灾荒赈济方面都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1980年4月，鄢陵县马栏公社娄家大队社员在进行棉花“营养钵”育苗。

鼓励进口、限制出口是历代的粮食政策

在粮食的贸易上，大多数古代王朝采取的是鼓励粮食进口、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唐朝少数民族政权若通过互市从唐朝籴入粮食，须先由当地互市监官员斟酌所需数量，并报告地方长官，才允许百姓携带粮食到互市进行交易。明清实行鼓励粮食进口、严禁出口的政策。为奖励粮食进口，清政府采取了如下优惠措施：1、进口大米，一律免税。2、对外商运来的大米，实行包运包销。3、鼓励民间出国贩运大米。为限制粮食出口，清政府还作了如下规定：1、在重要口岸增兵严查，防止粮食出境。2、规定出海商船须到官府登记，限制其随船携带口粮数。3、即使国内交易，须经海道买粮的，也要向官府领取护照。4、对私自运粮出境者，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条例，地方官失察也相应治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行，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图为生产队社员正在领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

1949年后，粮食控制从国家向市场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在粮食存储和流通管理方面，主要经历了自由购销、统购统销、“双轨”制和市场化导向四个阶段。

建国初期，受战乱影响，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水平低下，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仅100公斤左右。这一时期，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兴修水利，开展虫害防治等措施，既刺激了农民积极性，也提高了农业水平。为了应对粮食短缺，储备工作重点放在了加大对公粮的征收管理，公粮以农业税形式纳入国库。1953年起，中国进入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阶段。国家统一计划粮食的购销，统一制定价格，粮食不允许个人买卖，粮食市场唯一的经营主体就是国有粮食企业。这一时期，粮食储备主要由国家储备和农村集体储备两部分构成，以国家储备为重。农村统购统销的核心内容是“定产、定购、定销”办法，农户产量由粮田面积和条件评定，农户余粮的80%交给国家收购。地方政府按计划进行粮食销售，城市居民凭粮票粮本得到粮食供应。统购统销为实现粮食的整体分配、满足城乡居民基本口粮需求，促进国家工业化有积极作用。但是强制征收也引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开始，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逐渐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主体。“保证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部是自己的”，个人或小规模集体的粮食企业开始进入国企垄断的粮食领域。粮食价格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任务内规定的粮食价格与随市场供需相应的粮食并行的“双轨制”。国家通过不断调整，使统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近。1985年，统购机制取消，开始实行合同制定购，强化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力度。

1993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积极稳步地放开粮食价格，粮食凭票供应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93年下半年出现的通胀使粮食价格上涨，供求紧张，国家又加强了对粮食生产、流通、销售的控制。1995年，“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提出，要求地方政府负责本地区的粮食供求平衡。这一时期，国家过于强调国有粮食企业的主导作用，民营粮食企业发展其实很缓慢。

1998年，政府开始了新一轮对粮食流通的改革，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指责分开、新老账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由国家宏观调控转变成间接调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和市场规律。2004年，中央出台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粮食市场的运营竞争，大量的民营企业开始涌入粮食市场。

1949年以后的粮食政策，伴随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粮食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总体上从国家控制向市场主导发展。

但粮食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一代人的饥饿记忆容易忘却，一个民族的饥饿记忆却根深蒂固。因此即使在商品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个人或者民营企业想要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经营粮食，仍然要面临重重行政审核，以及法律的严苛监督。

但是这些审核和监督是否合理，是不是对固有僵化体制的维护，反而不利于新历史条件下的粮食安全，这应该打上问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就认为，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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