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滑坡事故调查：在都市的边缘被掩埋(图)

。从贵州丹寨来深圳打工的陈贵芳，身穿光大同创制造部工服，昨日中午十一点四十左右逃出，弟弟陈贵宝，在另一家工厂打工，未能逃出。

陈贵芳跑出了渣土滑坡，她弟弟陈贵宝却没有。

陈贵宝，1998年4月21日出生，今年九月开始到德吉成工业园的电子配件厂打工，在深圳光明新区凤凰社区，邻近恒裕泰工业园。20日中午发生在此地的渣土滑坡中，陈贵宝失联。

陈贵宝和姐姐、姐夫打工的厂区在同一排。姐姐陈贵芳今年33岁，五月份进入“光大同创”打工，做泡沫包装。从厂房跑出来之后，她和老公仍然身穿光大同创制造部字样的工服。因为跑得急，除了手机在口袋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

跑出来之后就给弟弟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一开始是无人接听，后来是关机。

她和老公想进去找弟弟，想进屋拿自己的物品，听租房的邻居说他们住的楼只是倾斜，没有垮塌。她在村口拉起的警戒线外面转悠，试图进去，却一次次被拦下，被告知救援正在进行，不能进。20号晚上十点，她终于暂时放弃，去到了附近的亲戚家，也是租来的民居。

另外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家属则坚持到更晚，待在警戒线外，和身着“治安联防”工作服的把守人员争论，他们想进去寻找亲人。

在21日举行的第三次救援指挥部情况通报会上，深圳市副市长刘庆生说，此次灾害滑坡覆盖面积约38万平方米，余泥渣土厚度达数米至十数米不等，造成附近的恒泰裕、柳溪、德吉成三个工业园33栋（间）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毁，涉及企业15家，其中包括厂房14栋，办公楼2栋，饭堂1间，宿舍楼3栋，其它低矮建筑物13间。

22日上午，失联人数变更为81人。

21日上午，救援队伍又一次集结。郭睿摄

救援

事发后24小时，广东省、深圳市已经组织2906名救援力量进入现场展开搜救，投入各型特种车辆406台、生命探测仪123台、搜救犬30条，共开展了9次地毯式排查。

深圳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组织的救援队，在下午三点十分到达现场，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杨峰主任报到，随后航拍受灾现场，开展灾情调查。队员分梯队完成集结，先后携带轻型挖掘工具、发电机、无人机、支撑及破拆工具等装备奔赴现场。至21日上午十点，联合会已经组织三拨队员上到滑坡救援现场，每次作业四小时，每批次十人左右，带上少量食物，水，挖掘工具，夜里还有头灯。凌晨两点，替换下来的一拨队员横七竖八睡在地垫上，薄薄的毡布和地垫挡开潮湿泥地。

深圳公益救援志愿联合会，前身是深圳山地救援。20号到现场开展救援的第一梯队有43人，第二梯队20多人，第三、第四梯队也已待命。队长石欣告诉凤凰网，他们与消防官兵一起作业，过程中有探测到生命体征，但是十几米深的泥土掩埋，重型机械也进不去，只能先用钩机清出一些土，用切割机把房子的钢筋混凝土切割开，再人工开挖救援。

这支半军事化管理的志愿者救援队，从08年汶川地震后自发形成组织，多次参与灾害救援，国内外均有，今年四月派出25名队员去了尼泊尔参与地震救援。据悉，这次滑坡，比地震救援难度大得多。

地震只有房屋垮塌，这次渣土滑坡不仅楼房倒下，还有泥土灌顶，加上下雨，土变成泥，更艰难。如果只是普通地震，他们来十几个小时之后，“肯定有进展了”。

负责调配整理物资的队员，一个一个把头灯拆开取出，检查是否正常，再放到一起，给队友备用。四十多位队员分工协作，其中十一位女性，既有去现场搜救者，也有在指挥部负责协调物资与记录，专业娴熟。他们还为救援官兵提供后勤保障，负责300人左右的热食，用自带的燃气罐，煮好一锅又一锅的牛肉粥，鸡肉粥，姜汤，等等。

仍然没有救出被掩埋者的消息。石欣队长说，一些生命体征探测属于误报。

21日凌晨两点钟，一位年轻女士突破重重关卡，冲进深圳市公安局救援总指挥部，大喊，“我要进去找我父母，他们都在里面，才四十几岁。”她穿着花朵图案羽绒服，深圳公安局救援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出来解释救援安排，“所有人都在努力”，试图安抚她的歇斯底里，并指着旁边的公益救援队说，“他们是民间救援，跟这事情本来没关系的都来了”，救援队员神色平静，含着关切默默注视。最终她安静下来，被送出警戒线。

未倾斜的厂房，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厂区空旷，有的楼房，一楼堆折货物，门口有台老旧的台式机。二楼三楼大门禁闭，有些没关的，救援人员可以上去用洗手间。厨房则设在“沙县小吃”店里，对面是“隆江猪脚饭”。

这里有着城边村的典型特征，餐馆、药店密集，以及小旅馆。路边墙上贴着条幅广告，“处女膜修复术，让你成为完美新娘。”后面是诊所的名字。自带发电机的移动通信汽车在运行，发出低低噪音。夜间街道无人，唯有老鼠快速跑过。

空气中布满了灰尘和雨后的土腥味。救援设备彻夜轰鸣，早上六点，又有大批部队入驻，听到连队干部模样的人在喊话，“上去之后要走房梁，有土的地方一定要用铲子探一探，不要陷进去”。

救援已经进入“机械加人工网格式搜救”阶段。在21日举行的第四次情况通报会上，参与救援的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国楠表示，滑坡土质的特征就是“非常松散，含水量很高”，人走到现场，脚会陷下去，在上面行走都非常困难，“导致施工救援包括我们的车辆上去也非常困难”。

在休息的队员。郭睿摄

渣土倾城

陈贵芳的老公李青说，从五月来这个厂上班之后，白天晚上都能听到泥头车来来往往的声音，但具体是做什么，他并不太关心。他和妻子关心的，不过是多加班，挣加班费。因为是计件工资，周六日往往不休息，这样每个月可以到手四千多，如果加班少，就只有三千多。事发时，他和妻子还在厂里上班，一抬头，看到对面楼在晃，李青大喊一声，“地震了，快跑啊”，一个车间的人跟着他向外跑，包括妻子陈贵芳。漫天灰尘，也不敢看，一个劲往外跑，跑到大门口才放心，“分分钟就埋在里面了”。

同厂的另一个工友则没这么幸运。事发前几分钟，他进入电梯向楼上送货，突然停电，人被困在电梯，外面的人打电话说，别急，备用发电机马上开，马上救你出来。正在等发电机启动的时候，滑坡来了，外面的人只好先逃命。跑出去后厂子里清点人数，只少了这个困在电梯里的人。大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叫他“老王”。

事发原因已初步查明，此次垮塌体为人工堆土，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导致失稳垮塌，造成多栋楼房倒塌。与山体并无关系。据新华社报道，有岩土工程专家认为，这是国内外城市地区少见的大规模滑坡灾害。“这一次滑坡是我从业30多年来第一次见到的规模。”刘国楠说，在城市的丘陵地区发生这么大的灾害是很少见的，国际上只有印度尼西亚上世纪90年代一个垃圾填埋场滑坡、引发泥石流造成很大损失，在国内这应该是第一次。

深圳，大陆最南的一线城市，号称发展最快的城市，“北上广深”之一，“改革先锋”，连宾馆的墙上都挂着象征发展的高楼厂房画框。如今笼罩在悲伤中。

急速发展的城市像是拧紧了发条，掏空这座城市的地下，建设隧道、地铁、大型商场车库等，都会产生大量渣土。根据深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提供的数据显示，深圳市目前年产生建筑废弃物达到30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3个梅林水库。它们去了哪里？据《深圳晚报》报道，2000年以前，深圳建设项目数量相对较少、规模相对小，待建地和低洼地广泛分布，余泥渣土排放基本平衡，甚至不需要另建渣土受纳场。这个阶段是零压力。2001年至2005年，压力初现。

2006年以后，深圳进入了余泥渣土排放难的阶段。轨道交通建设，房地产市场膨胀，汽车保有量增加，地下车库激增，开挖的土方大大增加。如何处理这些数量巨大的余泥渣土，成了相关部门头痛的事情。

深圳仅有的9座受纳场，根本无法满足轨道交通、旧城改造、再加上遍布深圳的地产开发项目所产生的余泥渣土，这也直接导致偷排乱倒现象猖獗。20日的滑坡发生地，光明新区光明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正是9座受纳场之一。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受纳场的运营服务在2013年8月由深圳市绿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标。绿威物业将此项目的运营管理转让给深圳市益相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收取75万元合作管理费。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西华表示，中标项目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转让的。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工程师范晓告诉凤凰网，这种规模很大的沙土堆，和周边的建筑应该有一个安全距离，如果距离不够的话，一旦产生滑坡，就产生很大的危害。从现场看，太近。没有安全距离。

社会学家潘毅好奇的是，这个受纳场所占土地，是归村民集体所有还是政府所有？在深圳做过多年田野调查的潘毅告诉凤凰网，深圳的土地权处理方式和上海不同，上海是政府一次性征地，给出补偿，农民“上楼”，多数不得不进城打工。深圳则土地多数为村民集体所有，收益归村庄。

根据“新闻马赛克”的消息，工友们说，因周围居民和泥渣受纳厂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去年双方还发生了一次打架事件；而工业园区所在地红坳村却坐视不管，因村委会收了钱，“每辆卡车300到500元，村民也有分红。”

潘毅说，在工业园区的多数是外来工，这些人的生命一直都不是被关心的重点，农民工来来去去，极少部分人会留下来，大部分人还是要回农村的，所以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天灾人祸，等等，没什么人关心。

救援现场。郭睿摄。

流动人口之殇

陈贵芳最后一次见到弟弟，是滑坡前一天晚上八点半，她嫌弟弟头发长，递给他20块钱，叫他去理发，她出门给他买双鞋子。弟弟也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她和老公的隔壁，一家301，一家303。没有电梯的楼房，一间月租是两百块。

陈贵宝还没有女朋友，性格内向，不太说话，没什么爱好，除了去网吧。

下了班回来，吃饭睡觉去网吧，这是家人对他的印象。陈贵宝左手手腕处有道伤疤，小时候骑车摔的，家人都记得这一点，想着如果从土里挖出来，认不清脸的话，就认认手臂。

当然，她更希望弟弟是出去找同学玩了，但是打了一遍电话，没人见过他。担心他跟同事换班，又去上班了。那栋楼比她自己的厂房倒下得早。

这不是发生在深圳工业园区的第一起吞噬生命的案例。潘毅在《中国女工》中描述了工厂中的梦魇、尖叫、与叛离。第一章开篇提到1993年致丽玩具厂的大火，84名工人在大火中丧生，其中2名男工，82位女工。一位幸存者回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们村里来的女孩子们都死在大火里了。只有我活了下来。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能从鬼门关逃出来”。

陈贵芳老家在贵州丹寨，那边的人称呼爸妈都是“老爸”、“老妈”。她最早出来打工是1996年，虚岁15，小学只念了两年，那时候在什么厂上班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一个月工资两百块。一年后，弟弟才出生。她本来有个姐姐，比她大两岁，生了陈贵芳之后，妈妈已经做了结扎手术。陈贵芳13岁时，姐姐不幸去世，具体死因也记不得。后来老妈做了疏通输卵管的手术，她刚刚照顾完生病过世的姐姐，又去照顾住院的妈妈。为了补贴家里，她跑出来打工，“找钱”，好像没有别的选择。出来不久便结婚，老公也是丹寨老家的，大女儿只比弟弟小一岁。

出事后，借住在丈夫的姑姑家，在凤凰社区租的民居，屋里来了七八个亲戚，都是苗族，都在深圳光明新区的厂子里打工。陈贵宝的亲叔叔叫陈智，在建材厂，堂叔在一家工厂做保安。李青的弟弟、弟媳今年二十八岁，也已经出来十年，之前的厂子搬迁，他们觉得太远，就只好重新找工作。社保还能续交，工龄累积就没有了。

陈贵宝勉强念到初一，妈妈生病，住院花掉了七八万，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最后的一万块用来办了葬礼。妈妈去世后，陈贵宝死活不肯再念书，要出来找钱，养活老爸。今年八月份，陈贵芳接到弟弟电话，张口就是，“姐，我到深圳了，你在哪儿？”

陈贵芳没有办法，只得帮他在附近的电子配件厂找了工作，算工时而不是计件，周六日有时可以休息。九月份上班五天，发了490多块钱。十月份满打满算上了一个月的班，拿到2600块钱。十一月开始上夜班，发生滑坡那天，本该是发工资的日子。

丹寨是国家级贫困县，官网上写着丹寨教育崛起的经验，基本实现了“丹寨教育梦”，形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丹寨模式”。

警戒线外的围观群众。郭睿摄

据媒体报道，从一份“失联人员核查表”上看到，失联人员多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河南、湖南、广西、江西、贵州、湖北及粤东西北等地。

陈贵芳和老公不知道体育馆救助站在哪里，只想在工厂附近待着。21日晚上八点接到公安局的电话，问弟弟是不是叫陈贵宝，李青激动地说是，电话那头问他女朋友是不是叫李胜丽（音），李青大声说，他才17岁，没有女朋友。对方继续问，不是1990年出生的吗？李青回答不是，1998年出生。核对身份证号之后，李青挂了电话，家人似乎松了口气，从紧张中缓解。

出来打工将近二十年，陈贵芳很幸运，没受过工伤，也没生什么大病，发了工资就寄回家，三个小孩由婆婆带。生活都是这样，也没什么不妥。

只是她这些年，和丈夫从一个工厂辗转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住过的地方太多，早已记不清名字。与为了妻子落户深圳而疯狂续命的癌症患者吴树梁不同，陈贵芳一家从来没想过在这个城市安定下来，也不知道如何安定。

陈贵宝们不可能在深圳获得户口，却可能在深圳失去生命。

（凤凰网：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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