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草根？珠三角劳工NGO生存之困

南飞雁面向流动儿童开展活动，图片来自网络

何晓波一脚“踹”向16岁的林佳，一边骂，“怎么这么慢！”旁边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何晓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排练中无数次笑场，何晓波每一脚伸出去都有一种幽默感，达不到情景剧需要的严肃感。16岁的林佳扮演16岁的“铁柱”，就是他自己。这是一个童工在工厂受伤，失去手指的故事，排完要去参加10月31号木棉剧团组织的应用戏剧工作坊。41岁的何晓波演流水线的线长，“铁柱”的领导。

现实中，他也是林佳的“领导”。他们来自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佛山最早一家专注于劳工工伤维权的NGO。何晓波和林佳既是参与演出者，也是南飞雁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在现实中受过伤，各自失去三根和一根手指。林佳起初到南飞雁寻求帮助，进而成为志愿者留下工作。

NGO全称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意为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泛指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具有一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因同期举行的“世界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非政府组织这一词汇在中国得以推广。世妇会后，中国第一家劳工NGO“打工妹之家”在北京成立。

南飞雁的前身可追溯到2007年，何晓波因曾受工伤而成为维权志愿者，在受伤地佛山创办工伤维权工作室。2012年，南飞雁以“社工机构”的身份在佛山市民政局登记注册，获得了正式的名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一年，南飞雁接待了超过1300名工伤工人。至今年，南飞雁探访、接待、进行法律知识培训的工伤工友人数超3万人，累计帮助近1万名工伤者获得法律赔偿。

运转八年之后，南飞雁位于顺德和祖庙的两个办公室却在今年夏天被关闭。8月23日，顺德办公室正在进行工伤工人的法律知识培训，工商局、街道办、综合执法等多个部门前来叫停。据在场工友回忆，当时有十几个穿不同部门制服的人清场，当日图书室被断水断电。

办公室关停后，南飞雁与佛山市救助站的社工服务合作也于8月被提前终止，原本项目是到今年年底到期。与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终止，流动儿童社区中心的项目经费也受到影响。

凤凰网就此事致电佛山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南飞雁仍然登记在册，现处在账目审计中，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

这并不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遭遇的第一起“麻烦”。今年6月，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接到民政局通知，以“无固定办公场所”为由，要求其自行主动撤销机构，否则便将给予撤销登记的处罚。稍早，位于东莞的烛光公益服务中心，也收到了民政部门的口头通知，要求其自行注销。

南飞雁活动图

“黄金时期”

何晓波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骆红梅的时候，她还没成立“向阳花”，刚刚受了工伤，整个左前臂被高温机器高温压到，手指截肢，左前臂大面积植皮。植皮不是整块，一小块一小块植过去，“你见过蛇的鳞片吗？”就是那个样子。巨大变故下，她和很多刚受伤的工人一样，都想过一死了之。何晓波作为“前辈”去安慰帮助她。在找工厂要赔偿的过程中，他们都得到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支持，“打工族”是珠三角最早的劳工NGO。

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从早期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开始，外商投资设厂，吸引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从内地南下，打工谋生。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劳资冲突，也跟随资本而来。服务劳工的NGO，应运而生。

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成立于1998年，是珠三角地区劳工NGO的起源，由打工者受伤维权后自发建立，为别的打工者提供文书和法律服务，帮助农民工个体维权。“打工族”有“黄埔军校”之称，孵化了多家劳工服务机构。

广东省在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方面素来开全国风气之先。2003年“孙志刚”案，直接引发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流动人口的人身自由得到保障。2010年，位于佛山南海区的本田工厂大罢工，工人连续28天罢工，据估算每天经济损失为2亿，最终工人的加薪和重整工会诉求初步达成，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工人维权新局面。继人身自由之后，工人对经济权利的寻求，并未受到过多阻碍。

2012年省委书记汪洋对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的提倡，使得广东省的社会组织发展迎来春天，多家社会组织得以在民政局注册成功。南飞雁与佛山政府合作的购买服务项目也顺利开始。向阳花在注册时也得到街道办的大力支持。2011年底到2012年，被称为珠三角NGO发展的“黄金时期”。

以佛山为例，外来人口已经超出户籍人口40万人，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繁多。仅东二社区一处流动人口聚集地，共居住人口两万多人，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根据2011年佛山人社局公布的数据，当年获得工伤认定的人数为17052人，平均每天47人。工伤多为断指。

何晓波，林佳等等，均是在佛山当地工厂失去手指。同事中，伤情更严重的大有人在，如失去手掌。工人在受伤之初，很容易想到结束生命，向工厂讨要赔偿无果，甚至想过“拉几个垫背的”。劳工NGO的存在，帮助个体工人维权，大大缓解了潜在的社会矛盾。

除了工伤维权，南飞雁还将工作拓展到外来人口社区服务、流动儿童教育支持、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和救助站等。何晓波曾经获得南海区颁发的丹桂勋章、十佳社工，南飞雁也曾获得佛山市公益慈善之星红玫瑰奖等荣誉。

广州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在2012年成立之初就受到了广东省妇联的大力支持，成为女工的文化活动中心，组织起来“唱歌跳舞”，讲出自己的生活故事。也有过政府购买合作服务的“繁荣”期，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誉为“工业区里开出向阳花”，倡导活动受到广泛好评。

南飞雁工作人员探访受伤工友

“此路不通”？

然而，“亲密合作”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从2013年4月开始，向阳花应工人要求，介入了勤艺珠宝厂、胜美达工厂等一系列工人发起的维权活动，协助工人发起集体谈判，选出工人代表，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公积金，发放拖欠加班费，提高搬迁补偿等一系列要求，并取得成功。

在加入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不久，向阳花便收到房东、街道办或物业的搬迁压力和驱赶，连续搬了四次，其中，位于石岗的办公室大门被焊死，至今仍有物品未取出。今年6月，向阳花收到番禺民政局发来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要求其自行注销，理由是“无固定办公场所”。向阳花负责人申请召开听证会，对此决议进行听证。

此时南飞雁与佛山市的政府购买项目还在顺利进行，流动儿童的社区服务、流动妇女的生育保险等工作继续开展。

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南飞雁拟与东莞烛光公益、《南方都市报》“感光度”栏目联合举办工伤者摄影展，在开展之前被叫停。6月，南飞雁在佛山市民政局的机构年审中被评定为“基本合格”，并指出南飞雁与律师事务所合作的活动“超出了营业执照上的服务范围”，“民政局官员表示，如果南飞雁接下来不要再做类似的事，2016年的年审将会合格。”何晓波说，如果机构连续两年年审“基本合格”，将依法撤销。

10月17日，南飞雁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公开信，对前述“基本合格”的年检认定进行回应， “基本合格”的理由之一是有超出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开展活动。南飞雁方面认为这一判定明显没有根据，表示机构自2012年注册起，所开展的活动都依据法律法规，并在机构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进行。

据媒体报道，广州律师吴魁明认为，政府部门此轮对民间组织的强制行动从去年就已开始，珠三角地区的劳工NGO首当其冲。南飞雁有一半的捐款来自境外NGO,“政府部门对其强制行动或许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酝酿出台有关”。该草案于2014年12月公布，向民众征集意见，至今已经过两次审议，草案规定了境外NGO的主管部门由民政转为公安机关，对于资金、开展活动方面也有诸多要求，被认为是政府对NGO加强管制的信号。

南飞雁在流动儿童社区放映电影

何处转型

办公室被关，原来负责顺德区的工作人员只好在户外或小餐厅办公，找各种不同的地方接待工友。而南飞雁成立之初，并没有固定办公室，何晓波也是在自己租来的一居室内，开展工作。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

熟悉珠三角劳工NGO发展过程的知情人士建议南飞雁可考虑转型，将自身提供的维权服务市场化，除了法律知识培训之外，可尝试协助进行诉讼代理。他认为随着近年一系列权利倡导型NGO受挫，组织劳工集体谈判的NGO频遭关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走温和路线的南飞雁，不幸成为“池鱼”。

珠三角现今大约有20家劳工NGO。深圳劳维律所创始人段毅律师表示，南飞雁与珠三角地区其它劳工NGO的维权行动相比，确实算温和类型，南飞雁的工作重点是社区关爱服务，为流动儿童建立图书室、文体活动中心等，帮助工伤工人个体维权，不参与集体性维权，具备与政府合作的基础，其出发点也可以与政府兼容，但仍然有独立、相冲突的部分。

段毅和李春云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把珠三角劳工NGO分为有三大类型，一是服务型，为工人提供文化、体育活动，进行普法教育等社区服务。二是维权型，帮助个体工人进行工伤、职业病维权等。三是工运型，协助工人组织团结，发动与资方的集体谈判，必要时以罢工为手段，在工时、工资、工作环境等方面争取权益。南飞雁介于前两者之间，为工友提供服务。到了“工运型”，已经不是主动为工人提供服务，而是工人提出需求，NGO自身使命已经与工人诉求完全融合。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已经由最初的个体维权转为“工运型”，同属此类的还有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和向阳花等。与此相应，“打工族”一直不能获得民非注册，之前完成的工商注册也没通过年审，机构资质被取消，只能以打工族服务部的名义开展活动。负责人曾飞洋认为，这样彻底回到草根，才是劳工NGO的本来状态，不追求“高大上”、“专业化”的公益理念，没有政府项目的条框限制，只为工人的需求服务。

广州多起工人集体谈判事件均有“打工族”的身影。如2014年8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维权，最近一起是2015年10月26日的沙头环卫工人集体维权，要求补缴社保，废除劳务派遣，签订劳动合同等诉求，均得到满足。工人自发组织，团结起来选出工人代表与资方谈判，效率与成果显著。

劳工学者王江松认为，劳工NGO有坚定的道义感，其产生与发展是劳工群体自发的要求，所做事情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社会，政府应转变观念，一味打压不是处理办法，应给予接纳和容忍，最好是“官民合作”。

何晓波暂时还没考虑南飞雁的“转型”，类似机构转向市场化似乎也没有先例，最好能继续以“民非”身份开展活动，为工友服务。他目前打算继续做流动儿童社区工作，希望被关停的办公室尽早恢复。何晓波正在参与培育青年人计划，担当工作坊导师，召唤更多关心公益的大学生，投身劳工领域，成为2.6亿打工者和3561万流动儿童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