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不能为了正面报道而说谎

赵启正在《直面媒体20年》新书研讨会上

“不能为了正面报道而不惜说谎。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说实话，”昨（27）日，75岁的赵启正在其新书《直面媒体20年》研讨会上称。 

被称为“中国第一新闻官”的赵启正，原是学核物理出身。1990-1998年，赵启正在上海浦东工作，曾是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负责人。他于1998年调入中央，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被誉为“中国政府公关总管”。2009-2012年，赵启正连续四年担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

全国政协的发布会每年只举办一次，是“两会”期间的第一场发布会，每次都有数百名中外记者参加。因为政协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机构，所以没有提问范围的限制，问答内容也就五花八门，往往涵盖了当年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主题。

2012年，赵启正就针对“王立军事件”回答过外媒问题。他当时说，王立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已经请假不能出席“两会”，建议提问的路透社记者去采访薄熙来。这也是王立军事件后首次有北京官员公开透露其信息。

《直面媒体20年》一书，选登了赵启正接受内外媒体采访的60多篇文章，面对媒体包括美国时代周刊、俄罗斯电视台等，“这20年，我的发言也是从幼稚到相对成熟。”  

该书责任编辑、新世界出版社中文首席编辑钟振奋说，每次全国政协的发布会，赵启正都会有好几个小组预演可能出现的200多个问题。正是这样的精心准备，才能“微笑着回答尖锐问题”。

“方的说成圆的，实际上效果并不好”

中国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炼成的？这个话题的提出，大背景是在很多政府部门尤其在地方，官员还停留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心态。

“有的部门和有的地方，还是把新闻发布仅仅当做危机公关的渠道；即便是那些常态化的例行发布会，有的地方还把它当做负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坦言，有些部门“有意无意还是按照宣传的套路来操作新闻发布，要不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和需要来选择发布信息，要不就是缺乏与公众或媒体的信息交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说自话。”

“随着全球化当中中国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公众知情权的增加，政府的政治透明度也要迅速增加。这是我们国家民主建设的需求，”赵启正说，新闻发布会提供政府信息，同时获得公众监督。

“新闻发布会如果做得不好，会产生灾难，我们这个亏吃得很大，”他说。  

赵启正认为，新闻发言人应有“适当的幽默感”，过于强调技巧，会导致“巧言令色”，也不尊重记者和受众。

唐润华还指出，有些发言人，很喜欢用“外交语言”，也就是“绕弯子、打官腔、说套话”：“居高临下，在什么什么领导下，在什么什么帮助下，在什么什么配合下……还有一种就是狡辩，可能这些新闻发言人个别的会觉得这是自己很得意的地方，方的我能说成圆的，但实际上效果非常不好。”

决不能全国人民都说一套话语体系

在中国有“发言人三剑客”的说法，其中两位“剑客”也出席了昨日的研讨会：公安部前发言人武和平、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

“文化软实力是说服，不是征服，”王旭明说，“我们研究说，敢于说，说得好的人特别特别不够……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故事都不会讲，连脱开稿子都不会讲，何谈讲好中国故事？……富豪如何变成绅士，就要靠你的说。”

“时代走到了今天，我们决不能全国人民都说一套话语体系，都按照一套话语体系来打磨，来表达，那是对历史的不负责，对未来的不负责。”

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也说，自己作为“一介武夫”，“摇身一变成了面对中外记者的文和平”，也要感谢赵启正的启发。

“西方记者的新闻价值取向，一时难于改变；但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报道基调和内容，”他说，在话语方面，要注意不要使用那些陈旧、过时的语言，比如“桥头堡”、“垃圾堆”、“披着羊皮的狼”，很容易引起误解。

武和平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还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重大突发时“不敢说、不愿说”，源于“怕言多必失、怕形象受损、怕政治失分”，导致重大灾难事故时“千呼万唤始出来、千追万问不明白”；二是“不会说、不善说”，是不了解传播规律，不掌握话语常识，常以权力的傲慢，官僚的冷漠，责任的缺位，造成“雷人之语”。

“像习近平提出的领导干部能力的提高，重要的一条就是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因为诚恳度决定透明度，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公信度决定话语权，”他说，“没有刁难的问题，只有没有准备的回答。

现场提问：越是敏感问题越要回答

凤凰网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一是请问赵部长，您回答过最困难的问题是哪个？第二个问题是：有外媒记者抱怨说，在中国报道最困难的一点是经常没有办法报道另一方面的声音。比如在美国报道一个抗议者，媒体总能采访到另一方，无论是某个公司，还是某个地方政府。但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都不接听外媒记者的电话，他认为这样其实对中国很不利。请问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赵启正：作为发言人，最困难的问题是你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他突然问你一个事件，这个事情可能别人都知道，你不知道，这时候十分为难和被动。

比如一个记者问说联合国刚刚开完会，关于南海的通航安全问题，你怎么评价？因为我们和他们差12小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只能说：南海通航的自由，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以往的能源是自给自足，现在我们也大量依靠进口，南海是石油通行要道。今后石油采购量会比日本还多，所以南海通航问题我们是十分关注的，也会继续做贡献。

至于你说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不仅是获得反面意见难，想获得正面意见也困难。大家都不理他。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本人同意采访即可采访本人，机构同意就可以采访机构，当时是受到外媒广泛欢迎的，也确实这么执行了。但到了真正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官员不愿意接受采访。外媒记者就跟我说，不接受怎么办？我说他不接受我还没办法强迫，我只能建议你多说几句，你采访的目的是什么，让他比较放心，让中国公务员能适应你，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出什么牌，你多说一点试试看，如果还不行，还有别人呢。

这是中国记者、外国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长期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培训发言人、培训公务员，才能彻底克服这个困难，这是长期的过程。

环球时报记者：西方的新闻发布会经常有追问，而国内更多是发布的形式。今后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会不会改进？

赵启正：追问是允许的，我认为：越是敏感问题越要回答，因为是国际和国内最关心的问题，恰恰是重点。比较温和的问题，不疼不痒的问题恰恰是容易忽略的问题，不一定花很大力气去解释。中国记者追问的人比较少，记者也有高低上下之分，好记者的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中国追问少，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新闻发言人特别去限制，而是很多记者不善于追问，所以记者和发言人都要进步。

北京大学学生：突发事件时，有时政府会封锁消息，或者权力单方面表达，会让信息不畅。我们应该有哪些改进？ 

赵启正：危机事件的处理，新闻发布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更重要是直接处理这个危机，该抢救要抢救，新闻只是其中一件。如果当地政府只重视新闻发布，而延误了抢救和挽救生命其他措施，那么新闻发布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危机处理最重要的第一是快，还要准确。如果说错了，会恰得其反。以前的问题就是反应慢，总想我再弄清楚一点，这也是不行的。这时候的发布知道多少说多少，留有余地，最重要的是不要猜测这个事情的原因，因为你不清楚。你说现在发生了某种事故，伤亡是多少，说多说少都没有关系，一般美国的危机事件，伤亡往往说得多，最后出来的结果少；911最初他说要上万人，最后是两千多人。而我们不，往往是说得少，最后多，所以就被怀疑是有意说少了。应该就按你的估计来说，绝不可以猜测，不可以先说结论。比如最近《焦点访谈》报道南京宝马车撞人案，说得非常清楚，问的谁叫什么名字，谁做的鉴定，谁做的化验，谁查的汽车，谁查的肇事者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就说服我了。但是很多受众还不相信，问题在哪儿？前面屡次发布都不准确，其中有一句话：“我们没有发现这辆车有狂奔的现象”。速度测出来是每小时195.2公里，为什么还说“没有狂奔的现象”？于是人家就各种怀疑。

所以快和准是并列的。

凤凰网记者：有政府宣传部门的人私下会吐槽说，做宣传就是“背黑锅的”，请问您怎么看？

赵启正：这个问题不太好答。现在说塑造形象靠记者和传媒，我觉得我们不敢当，塑造形象不是媒体和发言人就能决定的。我们是传播形象，国家好我们去传播它。你想表现智慧、深沉，你本身必须是智慧、深沉的人。如果你本身不是，我们也没法把你塑造成智慧深沉。

所以不要认为我们能塑造什么，我们只是传播，我们塑造不了国家，我们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如果没有腐败，没有贪污，传播的就是零污点的。所以，我们要争取报道的正面效果。周永康他老弟是正面新闻还是负面新闻？但是你报道他，有正面效果，不等于我是为了正面报道，我不惜说谎，为国家利益必须说实话。

（凤凰网：孙莹）

（凤凰网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