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替记者鸣冤？

[导语]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开通报“15家媒体刊发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处情况”，其中一个个案是认定记者王星在担任《南方都市报》记者期间，在未采访当事人家属、单位和医院的情况下，根据河南当地传闻，编写的《河南平顶山女官员3个月前自杀官方至今未通报》报道是虚假新闻，并且按照“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判定标准，处以禁业五年的处罚。

　　王星随后在微博上发表回应：“该新闻确实存在严重问题，我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引用自认为权威的消息源信息，在报道中称当事人的去世为自杀，而当地调查表示其为心脏病突发。”但王也质疑了有关炮制“虚假新闻”的指控：“这样的新闻是否就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隐瞒事实’、‘制造假象’等方式的‘编写虚假新闻’？我认为我是在报道新闻，我做的不够好，在这篇报道中可以说做的很糟。但我不是也没有在编造虚假新闻。”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王星自己也承认，这是一条“不合格”、“很糟糕”的新闻，但出人意料的是，王星的辩白引来不少同道和网友的支持。为什么有人替王星鸣冤？

　　●新闻求证过程很艰难，事实上的瑕疵一般是业务问题

　　真相得来不易，新闻的生产过程充满了现实障碍，这使得新闻行业是出错率较高的行业之一。

　　新闻的求证程序就是其中最难的一环。如果王星在声明中所谈及的采访情况属实，那么不难看出王星在完成这篇报道的过程中曾尝试多方求证，在未获得确切证据便暂时搁置。后因为“采访到平顶山当地政法部门中层以上领导，对方称‘自杀’传言属实，并提供了事件背景和较多细节”，所以才采信了“自杀”说法。

　　对记者来说，被信源有意误导或是面临信源不足等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权威人士或者“线人”的说法就成了唯一的稻草，然而信源的信息是否准确可靠，大多数情况下记者只能凭经验进行判断与分析。在中国，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更加大了记者的职业风险。

　　真正成熟的新闻业自有一套信息核实的标准和程序。美联社对使用信源的要求就非常细致严格，记者只能在信息不属于个人意见或推测、信源方强烈的要求、或信息准确可靠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匿名消息，并且要获得主管同意，认为材料确实达到了美联社的新闻标准，内部掌握信源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才能由主编决定是否发布消息。此外，记者在采访匿名信源方时，不能只采访一个信源。（《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

　　滚石杂志就在信源的问题上吃过亏。2014年11月，《滚石》杂志刊文称，一名弗吉尼亚大学女学生杰姬2012年曾在该校联谊会聚会时遭暴力轮奸，该文完全依赖杰姬作为唯一的信源讲述强奸的经过。报道一经刊发立即引发全美关注，校方一度终止了所有大学联谊活动，政府方面甚至成立了工作组调查此事。

　　然而，警方在进行长达四个月的调查后，并没有得到任何表明该事件曾发生过的证据，该报道后来被认定为不实报道。负责撰写报道的记者厄德莉称她的错误在过于相信了单个信源。

　　她没有和被指控的联谊会成员交谈，因为与他们“取得联系不大容易”，同时担心刺激到杰姬。厄德莉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记者，原本不该犯这样的初级错误。

　　●新闻报道是逐渐接近真相的过程，错误会在报道中不断得到修正

　　新闻报道是一个不断求证，逐渐接近客观事实的过程。有时，接近真相一时存在难度，难免会出现事实上的瑕疵。但只要能保证一个开放、自由的报道环境，错误的信息就会不断得到修正，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

　　滚石那篇有问题的轮奸报道，就是依靠其他媒体同行的迅速介入才发现了蹊跷。《华盛顿邮报》率先披露了诸多可疑之处。比如“杰姬”的三位朋友均否认了报道中涉及他们和“杰姬”之间的谈话，而文中所涉及的弗吉尼亚大学联谊团体“PhiKappaPsi”在杰姬说的当天根本没有展开任何一次聚会，也没有任何一位成员符合杰姬的描述。

　　只要让记者接近现场、接近核心当事人，真相就不会迟到太久。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错误信息”带来的伤害，是不是就要因此剥夺记者的报道权？

　　●对于虚假报道的认定，需要独立第三方和一套公平的程序

　　关于虚假新闻的认定，依旧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所以在判定一条有争议的新闻是否是虚假新闻时，需要独立客观的第三方和一套公平、公正、公开的认定程序。自由的裁定是危险的。

　　美国大多数媒体及从业者的日常新闻实践主要依靠自律。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除了报社公开道歉和责任人引咎辞职外，并无一个管理传媒的官方机构来介入事件处理。所以一旦出现假新闻，公众需要一个解释时，往往依靠“美国职业记者协会”和“新闻评审员(Ombudsman)制度”来解决。而在针对具体某家媒体的某篇报道评判上，往往还要依赖“新闻评审员制度”。（乔木《美国如何防范假新闻》）

　　“新闻评审员”是由新闻机构专门聘请的第三方独立监督人士，当争议发生时，由新闻评审员对原始新闻进行调查，决定报道是否准确、平衡，然后应当向新闻机构提出建议，弥补纰漏或澄清报道。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滚石》杂志在涉嫌失实报道后，就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独立第三方，为该报道做出评估并进行问责。《滚石》向哥大新闻学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其中包括女记者厄德莉当时的500多页采访笔记以及采访录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格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2015年4月初抛出了一篇长近1.3万字的的重磅报道，对《滚石》的记者和编辑在报道过程中的失误条分缕析地做了全面细致的剖析。

　　报告的副标题是“一宗新闻失误的分析”（Ananatomyofajournalisticfailure），着重从专业主义角度对报道进行技术分析，而没有直接扣上恶意炮制假新闻的帽子。报告称，在滚石杂志的报道中，轮奸时间的消息来源只有女生杰姬，其后的调查亦违反“基本、甚或惯常的新闻守则”，滚石记者并未向遭指控的学生求证。“种种失误，不论是报道、编辑、审稿、查证上”，都显示杂志的“结构性失误”。

　　●实质恶意的假新闻才需要警惕

　　主观故意地制造假新闻才是最应当警惕的情形。也就是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的“实质恶意”原则，即在做出系争言论时“明知所言不实”（knowledgeofitsfalsity）或“全然不顾其真伪”（recklessdisregardofwhetheritwastrueorfalse）。对于此类虚假新闻的认定，也需要谨慎的判断过程。

　　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声名卓著的大报都爆出过惊人的假新闻丑闻。1981年，《华盛顿邮报》女记者珍妮特？库克报道了一个8岁的海洛因毒瘾儿童的故事，该报道因生动感人而获得普立策奖；但随后被揭出整篇报道全部都是编造的。

　　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长达7500字的文章，自曝其27岁的“优秀”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发表的73篇文章中，竟有至少36篇“存在各种杜撰、抄袭问题”。时报是在当年4月下旬得知自己的记者有可能造假的线索，随后时报指派5位记者、2位研究员及3位编辑进行调查，做了150次访谈，提交了数页的自我检讨报告。

　　正常的媒体把真实和诚信视如生命，一篇漏洞百出的报道意味着媒体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这是对媒体和记者最大的惩罚。正常的媒体事后也会反思，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报道流程。

　　今天的人们同样需要理解新闻的原理和新闻的价值，这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公正地看待记者的责任和负责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