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大使：难民危机原因复杂 叙利亚内政早埋祸根

德国大使柯慕贤（图片来自网络） 

欧洲正在面临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挑战。迫于对ISIS和战争的恐惧，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离开故乡，向欧洲寻求庇护。

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向难民开放边境，这一友好举动吸引了大量难民向德国边境涌入，预计到今年年底，德国将接收100万难民。然后短短一周后，德国宣布对边境进行暂时管制，有媒体分析称，难民数量太大对德国社会造成了压力。“我们是为了让这些难民有序地进入德国。”9月23日，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在接受凤凰网专访时解释说。

自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有舆论质疑西方是自食恶果。柯慕贤回应称，叙利亚难民危机原因复杂，“当时的统治者对某一些群体进行镇压，那时就已经存在一些潜在的冲突，当统治者不在以后，这个冲突就爆发了。”

54岁的大使柯慕贤已经来中国两年了。他的外交官生涯始于1988年，柏林墙倒塌的前一年。今年恰逢德国统一25周年，柯慕贤回忆起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那时我在伦敦上俄语课。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我们在英国的电视上看到人们翻过柏林墙，东柏林和西柏林合并了。我每天都密切关注，那几天，我都忘了去上语言课。”

“几天后，我重新上课的时候，老师对我说：’好长时间我都没见过你’。在我的回忆中，那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是我最感动的一个日子。我这代人，在当时是无法相信将来会有一天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

柯慕贤向凤凰网透露，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可能在10月底对中国进行访问，但相关行程细节还在与中方密切沟通之中。若此次访问成行，这将是默克尔总理对中国的第8次访问，她将会是西方国家首脑中访华次数最多的一位。

叙利亚难民危机是西方政策导致的？

凤凰资讯：很多中国人认为此次叙利亚危机是由于西方在中东的政策导致的，西方是自食恶果，你对此作何回应？

柯慕贤：我认为叙利亚难民的问题很早就有原因，这些原因是非常多的，不是单一的。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例如伊拉克或者利比亚，当时的统治者对某一些群体进行镇压，那时就已经存在一些潜在的冲突，当统治者不在以后，这个冲突就爆发了。

这些国家的人口是由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派别组成的，那里的情况经常是这样：一个民族控制、镇压本国别的民族。叙利亚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人口占少数的阿拉维派控制着整个国家，对别的族群进行镇压，然后当统治者的威压稍微降低之后，他们便揭竿而起，而后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

凤凰资讯：默克尔总理宣布接收叙利亚难民，但是一周之后德国却宣布对自己的边境进行暂时管制，德国的内政部长也表达要对难民接收进行一些限制，有人认为这样会让情况变的更糟，你怎么看待？

柯慕贤：我们没有完全关闭边境所有的口岸，这些难民还可以进入德国，但是我们现在暂时采取一些管控措施，是为了让这些难民有序地进入德国。如果他们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入德国，迁移到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或者他们在这些地方扎堆拥挤，当地的政府部门是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的。因此我们要控制难民接收，让他们有序地进入德国，这样我们才可能把这些难民分配到不同的、有接受能力的地方。这是我们采取暂时边境管控措施的一个原因。

凤凰资讯：德国会允许这些难民变成永久居民，还是等叙利亚情况转好之后让他们回到叙利亚的家呢？

柯慕贤：我们认为大部分难民将会留在德国，甚至将来他们祖国情况改善，重获和平，他们可能也不会回去。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些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我们估计到本年年底，德国将接收一百万难民。如果用中国的人口来比较的话，就相当于中国接收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难民，这相当于一个北京市人口的规模。

凤凰资讯：那么接收一百万难民对德国不会产生一定影响对吗？

柯慕贤：有一些影响。再拿中国举例，如果一个月之内中国接受两千万难民，这个也会对中国国内社会产生影响。我现在提到的是到本年年底将有一百万难民，我们估计明年还有更多的人涌入德国。

凤凰资讯：我看到在一些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在微博上表达了对难民涌入德国的担忧，认为有可能会扰乱治安，对原有生活造成破坏，甚至有可能有ISIS的武装人员假装成难民进入德国进行恐怖袭击。你如何回应这样的担忧？

柯慕贤：正是因为有ISIS武装人员混入难民，因此我们采取了边境的管制措施，我们给这些难民进行注册，我们想知道这些来德国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最近，德国的有关部门也逮捕了一个被怀疑是ISIS武装人员的嫌疑人。

德国为什么不能脱离欧盟？

凤凰资讯：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在22日发表了一篇评论说，德国人一直被世人认为应该做的比其他国家更好，而德国不管是在希腊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叙利亚难民危机中都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是他认为德国可以更加自私一点，以本国利益为重，你怎样看这样的说法？

柯慕贤：我们想看到一个强有力的欧盟，现在面对难民危机，我们要采取措施来更好应对。我们不能把这些难民拉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也不能修建高墙围栏把他们拒之门外，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加强管理，让德国能承受住这种危机，这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关键是现在欧盟要战胜这些挑战，而不应该陷入一个分裂状态。

凤凰资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欧盟内部并不十分团结，甚至有人说欧盟中有些国家可能在给德国拖后腿，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为何不脱离欧盟呢？

柯慕贤：我们认为欧盟一体化进程是关键因素，通过一体化能保证欧洲的和平和稳定。我们吸取了20世纪前叶的教训，德国如果太强，不融入欧洲，如果不奉行和平的睦邻政策，如果德国放弃欧盟一体化，这样会带来风险，一些早就克服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比如国家对峙。我们在20世纪的两次战争中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大力推动欧盟一体化。

为何东德多发针对难民的袭击行为？

凤凰资讯：当是25年东德还是落后于西德，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有纳粹复兴的情况，有人说这是东德体制遗留的问题，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或者说你认为是什么导致这种结果？

柯慕贤：在经济方面，东部和西部还是有些差别。现在东部的生活水平可以达到西部的85%，因此可以说差不多是一致的。在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从西部向东部投入两万亿欧元的资金。

而这些极右分子的出现，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地区在25年内发生的变化非常巨大，因为这个变化太大了，有的人会偏向这些极端的想法。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例如法国、瑞典和荷兰，德国人口当中这些极端分子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在德国的一些选举活动中，把票投给这些极端党派的人只有1%。

凤凰资讯：如今欧洲正在面临叙利亚难民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要接收难民，但是难民到达东德之后反而出现了针对难民的一些暴力行动，甚至有媒体将东德称为“难民袭击的高发地区”，你认为东德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比西德多呢？

柯慕贤：这个跟原来的东德情况有关系。40年之久，他们跟外部世界没有太多联系，而西德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西德的民众一直以来会经常接触外国人。曾经有很多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或土耳其人来德国就业，所以对西德人来说，碰到一个外国人是非常平常的事。但是东德人口是比较单一的，都是德国人，所以对东德人来说，他们还不习惯看到这些外国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凤凰资讯：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很多外媒报道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在变得强硬，引起邻国的不安，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中国？ 

柯慕贤：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有自信的中国，他们不怕有冲突，这个特别涉及到中国东海和南海。在这些领土纠纷问题上，德国不站任何立场，但是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希望中国采取开放的态度推动合作，所有的当事国都应该有开放的态度。

现在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小国家，当然其他国家都会关注中国有什么作为。现在许多国家会关注中国这方面的立场，无论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印尼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继续和平崛起。

凤凰资讯：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们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充满威胁的巨人，西方没有对这样的中国感到不安吗？

柯慕贤：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很乐意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也支持中国的崛起，但是我们也希望中国支持国际秩序。

凤凰资讯：能具体解释一下“支持国际秩序”吗？

柯慕贤：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随着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从全球化，从开放的国际市场和开放的国际秩序中获得很多的好处。但现在中东陷入乱局，乌克兰陷入危机，还有伊斯兰恐怖主义等等挑战，这些都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威胁我们正在享受的稳定，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贡献，德国也是会做相关的贡献。

凤凰资讯：在今年2月，你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时说，在华的德国企业会时常抱怨在中国做生意会遇到各种阻碍，比如政策不透明和互联网网速太慢，你当时说你和中国的同僚交流过，但是没有见到多少进步，现在的情况依旧如故吗？

柯慕贤：在网速方面没有什么进展，网速还是太慢，另外很多网页被屏蔽，德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有业务，他们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废除一些不必要的规定，对外国企业的要求和规定都在减少，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障碍，例如各种安全法或者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在这方面感到比较担忧。

我们看到有的障碍被消除，但又出现新的障碍，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信号。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中国政府应该释放出另一个信号，就是对中国和外国的企业提供相关条件，让他们吸引更多的投资、更多国外高科技。我们希望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可以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凤凰资讯：默克尔总理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你认为中国应该怎么样促进女性参与政治呢？

柯慕贤：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默克尔是联邦德国首个女总理，她卸任之后将来是否还会有一个新的女总理，我们还不知道，德国历史上曾经也没有过女总理。

但现在女性在很多领域代表性还是不足的，例如在大型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中，女性还是太少。现在德国有很多人认为，在这些女性太少的领域，我们要实施一个女性的配额制，例如在一些企业高管中有一定比例应该是女性，有的德国政党，例如绿党规定自己领导层50%应该是女性。

（凤凰网：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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