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战场的美国狙击手：如果你为杀人而生，你就明白了

伊拉克战场上，布兰登·史密斯在巡逻

身为一位骄傲的军人母亲，凯利•科普兰（Kelly Copeland）却看不了电影《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因为电影中的情节让她受不了。

她的儿子，布兰登•史密斯（Brandon Smith）告诉她，这部电影就是他真实生活的体现。“我看不了这个电影，”科普兰说。

伊拉克战争巅峰时期，年仅20岁的史密斯被分配到了迫击炮排的狙击队。2008年我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自己很适合这项任务。他在乔治亚州长大，从小学习打猎，已经习惯了蹲守，等待猎物的出现。

并不是所有士兵都有那种耐心，也并不是所有的士兵都能成为一名狙击手。

我们见面的时候，史密斯已经在战场上第一次杀了人。他渴望尽快杀掉第二个。之后，他杀了更多的人。尽管他不会告诉我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但我知道，他杀掉的人很多。这周在看过影片之后，我又一次找到了他。“我真的不想谈那些，”他说。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也同样发生在《美国狙击手》的主人公克里斯•凯尔（Chris Kyle）身上。而在凯尔看来，做那些事是很正确的。“我喜欢身在高处的感觉，我享受射击的快感，我喜欢杀敌人，”凯尔说。

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国狙击手

奥斯卡提名电影《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是一部传记电影，被评为史上最宏大的战争影片，票房不错，讲述的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狙击手克里斯•凯尔的传奇故事。上映之后，这部电影因其传递的信息引发了公众的激烈讨论：这部影片到底反不反战？凯尔是英雄还是精神变态？

不久，被控杀害了凯尔的陆战队员埃迪•劳思（Eddie Ray Routh）以及凯尔的朋友乍得•利特菲尔德（Chad Littlefield）将要出庭受审。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这部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想知道那些问题答案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埃迪•劳思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审判的关键，两年前，凯尔和利特菲尔德到德克萨斯伊拉斯的一处靶场帮助劳思进行康复治疗，结果却身遭不幸。

我也见过一些很享受杀人瞬间的狙击手。他们中有的很享受那种战胜敌人的满足感，有的则很享受“观赏”那种生与死的对比——在那个时候，其他一切似乎都显得不重要了。

不过，一些美国士兵则有着自己的看法。“任何人想要了解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战场上的生活，就必须看《美国狙击手》。但是，对于那些曾经身穿军装作战的士兵，特别是狙击手们来说，看这部影片则没有那么容易，”他们说。

史密斯提到了电影尾声的一个场景：空气中弥漫着沙尘，凯尔调节着他的射程，之后瞄准了一名伊拉克狙击手。这应当是凯尔最传奇的一射。当时，他距离目标有2100码远。

史密斯第一次杀人时也是这么做的。他用远程高级侦察监视系统（Long Range Advanced Scout Surveillance System）搜寻了整个阿拉伯雅博（Arab Jabour，位于巴格达东南部）地区。虽然没有沙尘，但早上的浓雾还是让他很难瞄准任何目标。

史密斯瞄准了一个从直升飞机上下来的男人。当时，那个男人正找地方藏身。他看到这个那人捡起了什么东西，之后放到肩上，并且还试图用毯子盖住。史密斯认为那可能是能够炸穿装甲车辆的聚能炸药。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就像我还坐在那里一样，”他说。

听到命令之后，他开枪了。当时他用的，是一把50口径步枪。他一共开了四枪，其中两枪从树中穿过，另外两枪也从两侧穿过。当时他的射程是1234码。

他那时想大概击不中目标。不过，结果却恰恰相反。“我没有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说。

之后，史密斯说的话和《美国狙击手》里的台词一样：他们的杀戮救了美国人的命，那就是事情的意义所在。

疲倦的史密斯在伊拉克战场的帐篷中讲述他的杀人经历

“如果你是为杀人而生的，你就明白了”

只有2%的人在杀人时不会感到厌恶，戴夫•格罗斯曼在其心理学专著《关于杀戮：在战争和社会中学习杀人的心理成本》（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一书中写道。

有人认为史密斯或许就是那2%之中的一个，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自己和凯尔一样，是那2%中的一员。“如果你是为杀人而生的，你就明白了，”他说。

不过，史密斯现在已经过上了平民的生活：他在一家电力公司供职，负责维修变电设备。离开伊拉克战场6年之后，他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不过，他现在已经没有我第一次前见他时那么信誓旦旦了。那时的他刚从伊拉克战场归来，喜欢开着摩托车在公路上狂奔，还喜欢骑牛。

2009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伊拉克战场。他承认，在伊拉克战场上，自己变得很容易生气。他曾试图痛打他的狗，就像影片中的凯尔一样。

第一次走上伊拉克战场时，他很苦恼。当时，他的团队杀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又哭又闹。当时他想，如果自己被杀了，母亲和两个弟弟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影片开头的场景中，凯尔瞄准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这使史密斯回忆起了那天的情景。他告诉我说每晚他一闭上眼睛，他就能看到很多脸，听到许多声尖叫。

“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他说。“我正努力适应。”

我问他，“你没什么后悔的事吗？”

“如果感到后悔，那就不是我了，”史密斯回答说。

电影中的一些场景引发共鸣

我采访的其他狙击手都不这么认为，路易斯•布拉沃（Louis Bravo）就是其中一个。

布拉沃现在是一名陆军招聘人员，他说自己很喜欢看《美国狙击手》，还称自己“喜欢这些回忆。”他说在自己对战场上的所见所闻都很适应，杀人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过，他说，影片中有关国内的一些场景却引起了他的共鸣。

第一次去伊拉克作战时，布拉沃年仅20岁。回到美国时，没有人去迎接他。他在精英机构完成了狙击手训练，还两次参加国际狙击手竞赛（International Sniper Competition）。在阿富汗作战期间，他还是一个狙击队的队长。

“事实上，狙击手与步兵很不同，”布拉沃告诉我说。“每个人都期望你表现得更精彩，这使人压力很大。或者说，他们期待你能够像好莱坞大片《生死狙击》（Shooter）中的演员马克•沃尔伯格那样，表现神勇。”

现在，库珀（Cooper）在《美国狙击手》中接过了沃尔伯格的担子。

“作为狙击手，你必须得耐心蹲守，等待目标出现，”布拉沃说。不过，过了一会，他又说，“这和其他工作并没什么不同。”

第二次从家回到伊拉克战场之后的几个月，布拉沃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因为家里已经有妻子和孩子在等他。

电影《美国狙击手》中的场景不断在布拉沃家中上演，甚至连台词也一样。距离改变了他原有的风度。

“所有一切都不同了…你，你的妻子，孩子，房子，票子，学校，工作，社交，各种各样的事情和情绪在你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浆糊，”布拉沃说。

电影的某个场景中，凯尔回到了家中。他坐在电视机前，两眼紧盯着电视屏幕，从声音可以辨析，电视里演的，是战场上的故事。

“为什么他要看那种东西呢？”布拉沃的妻子问他。

“他没在看，”他对妻子说。

当然，布拉沃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不一会儿，镜头就转向了空白的电视屏幕，观众们这才意识到，在凯尔的头脑中，有多少种声音在嗡嗡作响。

现年30岁的布拉沃有时也会像凯尔一样呆呆地坐着。“一想起那些可怕的任务就使我头晕脑胀。”

史密斯（右）和狙击队队员一起在战场上巡逻

劫后余生

然而，布拉沃是幸运的。在被这种噩梦、婚姻咨询以及离婚请求折磨了八个月之后，他成功摆脱了战后阴霾。

“我很感激我的丈夫回来了，”他的妻子对他说。

“当她那么说的时候，我看她的目光有点儿奇怪。因为我自己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我并没有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布拉沃说。“但是如果你问我的妻子，她会说，有那么八个月，我就像一趟失事的列车。”

布拉沃说他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他称凯尔是一位杰出的神射手，他去了伊拉克战场所有危险的地方。而在那些地方，伊拉克人都是敌人。

“批评者歪曲事实，称我们认为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是野蛮人，”他说。

凯尔在其自传（电影同名小说《美国狙击手》）中称，作为一名海豹特遣队队员（Navy SEAL），他很享受。

“我希望我杀过更多的人，”他写道。“我喜欢我自己干的事儿。如果不是生活的牵绊——如果我的家人不需要我——我仍立马回到那里。”

我在伊拉克遇到的一些士兵也那么说。这周，史密斯也那么告诉我。

他称影片《美国狙击手》使他更怀念伊拉克战场了。“我为自己在那儿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他说。“现在退役了，我觉得自己和平凡人没什么两样，很差劲。”

他的母亲很理解他，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曾有过一段怎样艰难的时光。

“我倾尽所有去爱他，”她说。“我想念我的儿子。”

她觉得自己一直很了解儿子，直到他成为狙击手的那一天。

编译来源：CNN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