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犯自述：装瘸打倒狱警后逃跑 用脱衣舞娘迷惑媒体

曼彻斯特，布瑞宁顿（Brinnington），在其童年故居外，杰森站在宝马车前。所有照片均由威廉•费尔曼拍摄。

20世纪90年代是曼彻斯特匪徒的“鼎盛时期”，杰森•科格伦就活跃在这一时期。最终，他因1998年在兰开夏郡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而被判入狱12年。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名为JaCogLaw的特殊的法律事务所，替那些侨居国外的英国人办事儿。这些人或是侨居在科斯塔德尔索尔，或是曼谷，又或是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都被卷入了当地的法律案件。在拍摄一部讲述杰森是如何从一个改过自新的抢劫犯变成一家法律事务所老板的纪录片时，VICE见到了杰森本人。他先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件平平常常的银行抢劫案，之后又向我们讲述了他那令人震惊的，不平常的从监狱逃跑的经历。

抢劫案发生在曼彻斯特郊区的一座卫星城里。那天，天下着大雨。每个人都低着头，躲在雨伞底下。这样的氛围正是我所喜欢的。“伙计们，准备了，准备了…第四组运钞车到街的那头儿了，现在关闭无线电信号，我大笑的时候你们该知道怎么办，伙计们。”

此时此刻我正站在一条大街的电话亭里，身穿皮大衣，套头面罩遮住了我的耳机听筒和手中握着的枪—一把装有鸟枪子弹的“枪栓式”的猎枪以及我藏在裤子中的备用手枪。

通常通过内部情报或者连续几周跟在黑漆漆的运钞车后边观察，我们得知运钞车到那儿运送银行一整周的现金。我们的另一个发现是护钞员运送现金至货车的次数。每次他们只确保运送一定数额的现金，主要是为了提防像我和我的小团伙这样的劫匪。他们靠护送现金为生，而我们却使他们的工作成为负担。他们将钱送到银行，然后从后边的防盗门将其取出放到安全区，主要的保险库也在那个地方。然而，钱是不能被直接放入保险库的，必须先由银行职员清点才行。成千上万的英镑得费上一番功夫才能点清入库。

运钞员抵达了他的最后一站，我对着对讲机罩点了一下，意思是在问：“大街两头都准备好了吗？”如果我听到的是一声回复就表明我可以行动了，不再需要其他通知了。我像超人克拉克•肯特一样冲出电话亭，只是没有穿紧身衣，披斗篷罢了，不过我可是脸蒙着面罩，挥舞着手枪呢。

一开始就把银行里每个人的注意力吸引住是非常重要的。直到我们进去，那些可怜虫还在干着他们无聊的，合法的业务，取钱，支付账单。我扬起手中的枪，冲着天花板开了一枪。“抢劫！你们他妈的都给我蹲到地上，脸朝下，不许动！照做的话你们都能活着出去，一会儿回家还能见到你们的家人。想想你们自己和家人，千万别做蠢事儿，否则你们可就不能活着出不去了！你他妈的马上给我打开安全门，否则他就会把门儿踢开，我不骗你！”

所有刚送到的现金通常都在那儿了，既没被清点也不会被清点啦！我无限感激地把所有的钱一股脑儿地塞进我的运动包里。如果碰巧保险库打开了（令人吃惊地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在确保他们能够回家的同时却又做傻事，比如破坏他们自己的安全协议），我也会去那儿瞧一眼。

我们团伙的“控制成员”，也就是负责控制银行客户和职员的那个人，会在我把钱塞进靴子里的时候，为我把门打开，以便我能快速地出去。背着装满“战利品”的包，一种超级兴奋的感觉油然而生，要知道，生命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事儿才能让你有这种感觉。就这样，我们出了银行，上了那辆动力强劲的，四开门的汽车，这辆车我们才偷来不久。车的司机通常是在大街的高处等着，待我们快速跑出来时才将车开过来。

到这个时候，警察们正搜寻着两名或三名身穿连裤工作服，头戴套头露脸帽的男子，一辆红色的福特拉箱式小货车，所以现在要耍的花招儿就是要尽快换车。事先计划好尽量在离银行近的地方换车是有道理的，但是要把地点定在步行可以到达的地方。比如，我们通常将第二辆车停在运河或者铁路线上方过街天桥的另一侧，或是铁路隧道的另一侧。为数不多的情况下，人们还知道我们要穿过小河或者溪流。此时，一些好管闲事的，想为社会做好事儿的人看到我们从银行出来，就决心履行他作为公民的义务，不过他会发现，除了抬头望着我们的枪管，他毫无他法。到这时候，在跨越障碍之前，我们得放弃第一阶段用于逃跑的汽车，并且用汽车弹将其炸掉。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抢银行的。如果这使得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有了什么小心思的话，多为自己想想，要三思而后行。首先，这完全是一种流氓行为，这在道德上是受谴责的。我干这行的时候才20多岁，1998年，也就是在我29岁那一年，我被抓了。

有一次，我受到最高安全级别的关押候审。但就在出庭前一天，我假装一条腿受伤逃脱了。我适时地要求得到一副拐杖，这样狱警就不能给我戴手铐了。自从我一瘸一拐地走下囚车，进到法院的院子里，他们就知道我有点儿不老实。但是我还是耍了点儿花招，我假装年龄太大不能去健身房，甚至在下车时还跌倒了，这样我就赢得了一些工作人员的几分同情心。当时，我被控犯有上次的抢劫案以及其他三起案件，并且还由于持枪拒捕而被调查。那些可怜的巡警选了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家伙来截停我并搜身，而且枪还对着他脸的方向。这样观察已经有20年了。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我下决心逃跑。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宁愿当时我没有那样做。

“科格伦去一号台。”我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前后左右有狱卒看守。那是一个封闭的台子，四周被钢化玻璃围着，通向主法庭的房间上了锁，甚至连我们身后通向狱房的门业被锁上了，我并没有打算往哪个方向逃。我的计划很简单：先是将一记漂亮、利索、令人意想不到的上勾拳打到他的下巴上，这样就解决掉了四个狱警中最大个儿的那个，之后尽我最大的努力将其余三个人打倒。正如我叔叔说的那样，我从12岁起就开始打拳击了，所以第一阶段进行地很顺利。打第一个人之后，我也同样漂亮干净地打了第二个人好几拳；第三个人跪倒在地，蜷缩在椅子后边；第四个人是个女的，呵呵，她已经仁慈地朝着门跑去，试着打开门，大叫着喊人帮忙。接下来，我开始认真地研究起钢化玻璃来，我用身体撞，用头顶，用拳头打，用脚踢，终于，玻璃完全碎了。

我个人认为我逃跑行动的下一部分相当有趣。法庭出口在房间非常靠后的地方，那儿已经围了许多媒体记者，旁听席的人群以及法庭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些人都唐突地从门口爬走了。然而，我从没有计划从那个方向逃走。法院在主要的公共区域都安排有保安，包括许多等着抓现行的警察。

在英格兰，所有的公共建筑都必须在通往安全出口的门上方标注安全出口标识，包括法官的休息室。所以我的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从与主要出口相反的方向逃跑，怒气冲冲地朝着受人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这样说是出于对他权威的尊敬，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没有丁点儿用处）跑去。正如你所想的那样，他在看到我朝着他的方向而不是主出口的方向跑去时，脸色变得十分有意思。我从他身旁跑过时，他发出了呜咽声，从他的立场来说，这真是太尴尬啦。很合事宜地，他的门没有锁，于是我就跑到庭内了，紧接着我又朝紧急出口的标志跑去，这时候跑出去简直易如反掌！最终，我跑了出去。

一些媒体报道称最初的几天我藏在我朋友的脱衣舞俱乐部里，过了几天自由的日子，整天忙着寻欢作乐，嗑药，喝香槟，流连于脱衣舞女中间。这他妈的全是扯淡。我只不过是在按摩浴缸里，拿着几瓶香槟和几捆现金，让一些女孩儿坐在我的大腿上为我拍了几张照片而已。我告诉她们在我离开几小时后再将此事报给媒体，并且只有她们在报纸上看到我的脸之后才会知道我是谁，而且我还会给她们一笔不错的小费。可悲地是，甚至连小报也有规章制度，这致使女孩们的“热辣照片”被交给了警察。警察呢，则将这件事作为他们唯一的重要任务。结果，这一地区的脱衣舞俱乐部被监视了好一阵儿。而此时，我正在皮克区另一位朋友极为舒适的乡下休养地放松，钓虹鳟鱼呢！

经过一些时日的休息之后，我又被卷入了一场麻烦事中，因为我最好的帮手被牵连进了与曼彻斯特一些公司的纠纷中。事实上，这绝对不干我的事儿，但出于对朋友的忠诚，我不能置之不理。我所想做的就是从正在干的勾当中全身而退，不再躲藏身于铰接式卡车中。我的朋友们曾经用这些卡车运送毒品和武器进入英国（这些通常是从东欧得来的，20世纪90年代，那里发生了许多战争）。我想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去东欧过一种新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对我朋友保持忠诚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再次被抓，并且面临一系列新的罪行指控。

作为一个恶棍，歹徒和持枪抢劫犯（随便你怎么叫吧），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就是其他匪徒并配不上这个称呼。“对于贼来说，没有信誉可言。”这是一句陈腐但却真实的话。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当一些人在某件事中发现他们更可能收获忠诚，诚实和有意义的友谊时，即使要成为一群本性不诚实的匪徒和贼—当然这个出发点明显是错误的，他们也会这样做。我们生而学习，只不过我经历有些惨痛罢了。

资料来源：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