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则更多，除此之外，他们要求提高CDM收益税的比例，增加适应基金的资金规模。同时，对航空和航运行业征税，作为补充的资金来源。

根据《公约》秘书处的估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资金需求为每年1000亿美元，这也是被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一个数字。

据欧盟的计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1000亿欧元应对气候变化，融资途径分别为220亿-500亿欧元来自国际公共资金；220亿-400亿欧元来自发展中国家国内资金，另外380亿欧元来源于碳市场。

可是12月8日，当本报记者追问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席谈判代表特累森（Anders Turesson），在这些资金里欧盟准备负担多少比例，他却玩起了“踢皮球游戏”。“这笔钱现在还不在篮子里面，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评估，欧盟愿意做出合理的贡献。”特累森绕开记者的提问说，“如果在哥本哈根达成令人满意的协定，我们是有政治意愿提供这些资金的”。

欧盟环境委员迪马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该问题处于僵局，“相反，事情发展得很迅速。在任何协议中，资金都是关键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接受快速启动资金的观念，我相信现在协议离我们更近了”。

7日，澳大利亚代表伞形国家集团表示，伞形国家支持启动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在2010年至2012年间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行动，尤其是那些最脆弱和最不发达国家。

不过，对于记者追问伞形国家对于2020年之前长期融资的立场时，澳大利亚代表团发言人仍未给出明确的答复，他只是表示，“伞形国家支持在金融和投资上的大幅增加，作为后2012年结果的一部分。”

在泄漏的“哥本哈根协议文本”中，对于融资方面的“规定”是，发达国家确认在2013年以后，各方承诺将以GDP和减排水平作为基准，定期回顾资金援助的合理性以及资金供应者。

对此，解振华再次提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主张:和减排目标一样，资金援助也必须是可报告、可监测、可测量。

这个主张得到了《公约》执行秘书伊沃·德波尔的认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跟踪机制来确保工业化国家确实遵守了各自的资金援助承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最高官员表示。

可以预计，接下来的10天里博弈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