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你好，我是《星岛日报》总经理何力。你好。

何力：刚才提到那个信息公开的问题，我们想到，地震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允许境外媒体去现场直接采访的，我们想知道，调查中也说过，（这种采访）成为这个制度，这种会不会以后有重大事情的时候，境外媒体也会比较可以在中国直接做到采访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地震这个事情里面印象深刻的就是，当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大量很多灾民就想着要跑出去，总理比军队还早到现场去直接慰问灾民，我们海外侨胞看到总理的表现，都觉得非常感动，我们想知道，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它的消息也不是很多的，当你知道那个地震消息，当场的积极的反映的细节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了解一下？

汶川地震拯救生命最重要

温家宝：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是5月12号下午2点50分，这场地震因为级别高，波及面大，北京都在晃动，我的办公室也在晃动。由于我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我马上就意识到这可能发生地震，我的意识和我收到部门的汇报几乎是同时的。那一天我是刚从河南考察回来，连家都没有回，在办公室批办文件。所以我立即就赶赴了灾区，因为我懂得，在地震发生以后的前三天，特别是第一天，是抢救人十分关键的时刻，而且行动越早越会使更多的人得到抢救。

汶川地震先要打通道路救人

温家宝：说句老实话，在那个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想了。我的临时指挥部是在马路旁边搭建的，因为所有的电源都被切断了，漆黑一片。当时，我最想的就是打通道路，派人到震中去抢救受灾群众。

我想，现在我再谈信息公开，不是从原则和道理上去讲，是我从我实践中来考虑，因为要救人，就需要有救人的设备和专业的救援队。而公开信息，而且直接向国内外发出邀请，大批的救援队就可以尽早地到达灾区，更多地抢救人员。当我到达汶川的时候，路还不通，我是坐直升飞机去的，看到许多伤员都躺在地上。这时候我就考虑，需要直升飞机，如果没有直升飞机就不能够把伤员带出来。所以我立即请求中央，至少要派100架直升飞机来抢救伤员，后来增加到130多架，这使大批的受伤群众得以及时的治疗。

我在汶川现场同潘基文秘书长共同答问记者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要相信大多数新闻工作者，会以他们的良知，同情、客观地、如实地报道灾情和我们抗震救灾的情况。这就是我对记者的希望，也是对他们的要求。谢谢你。

胡晓晖：我是纽约《明报》的执行总编。

温家宝：纽约《明报》和香港《明报》是一个集团吗？

胡晓晖：是一个集团。

温家宝：也是查良镛先生开始办的吗？

胡晓晖：对。是的，我们也有新闻网，希望温总理有时间也去上我们的网，去看看我们的新闻。

我的问题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而且国富民强，也使全世界为之瞩目，那么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问题，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山西溃坝事件。那么我们都看到总理关切的眼神和声音，总理昨天也提到，要从企业制度上和道德教育上着手，杜绝此类问题发生。那么我想问一下，总理如何考虑从民主和法制这两方面来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或者说在最大限度上，减少此类问题的发生。最近我看到到广东在重新讨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那么总理是如何看的，是不是这代表了中国政府一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