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独”在台湾现实政治中的实质功能是挑动省籍矛盾，夺取和保卫政权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与考察，“台独”在台湾现实政治斗争中的“ 工具” 性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台独” 运行轨迹与政权争夺之间那种几近于函数与变量的正相关直接连动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与清晰，以至于使人联想到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中那种简洁而完美的数理模型。李登辉从 “ 坚持一个中国” 到“ 特殊两国论” ，一路爬高的运动曲线下始终伴随着岛内政权本土化过程中的激烈碰撞；陈水扁从上台时的 “ 新中间路线” 到高唱“ 一边一国” ，从“ 扁宋会” 时斩钉截铁的“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到后来声嘶力竭的“ 正名制宪” ，表面上出尔反尔、矛盾善变，实质上都在“ 保卫政权” 的层次上高度同一。

对上述现象，北京研究民进党的知名专家徐博东教授早在1998年发表于《中国评论》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彻的论述: “ 民进党是个投机性很强的政党，它的一切政治运作无不以选举为取向，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对于大多数民进党头面人物而言，台独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毋宁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种工具 ”。

“台独”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台湾政治斗争中的功能和作用却是巨大的，这就是区隔族群，挑动省籍矛盾，进而在选举和政权争夺中克敌制胜。从历史看，从当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的蛮横腐败与1947年的 “ 228事件” ，到把整个政权体系从上而下搬到台湾、大陆籍人全面占据军公教和公营事业，省籍对立就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基本矛盾。此后，国民党在 “ 动员戡乱” 、“ 反攻大陆” 名义下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庞大的民意机构几十年无限期连任成为 “ 万年国会” ，这对台湾本省群众的政治权利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剥夺。同时，当时所谓 “ 反攻大陆” 在全世界看来都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原本生活在台湾的本省民众与其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台独”就成为号召本土、与“ 外来政权” 斗争的基本武器。此后漫长时期中，蒋氏父子先后曾在局部范围内有意识地发掘台籍精英，纳入国民党政权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韩国等国专制政权在席卷东南亚的 “ 民主化浪潮” 中先后垮台；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决然开启台湾“政治民主化” 与“政权本土化” 的历史进程。李登辉接任后，利用党内“ 非主流派” 的一些抵制与不满，极力宣扬 “ 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塑造本省籍民众“ 悲情意识” ，一步步削弱党政体系中的大陆籍势力，基本实现了政权的本土化。由于对省籍情结的一再操弄和放大，直至2000年民进党虽然已经上台，但在那些族群意识严重的人们眼里，他们取得的只是“半壁江山”，“出头天”的愿望并未彻底实现；并以“ 95%的外省人从来不投票给台湾人” 为由，继续以族群为工具操弄“ 政权保卫战” 。此后八年，台湾在民主形式下所进行的，依然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殊死决斗。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直接挑动族群矛盾毕竟不道德、有违基本的人权人性，而国民党则无论再怎么倾靠 “ 本土” 都不可能与自己的天然身份彻底割裂而完全放弃统一，所以“统独”就成为他们有效区隔族群、激化省籍对立的工具。每逢重要选举，就刻意升高“台独”调门，以“ 一边一国” 、“ 公投” 、“ 制宪” 、“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等等激化两岸关系，转而激发岛内民众“ 受打压” 的悲情意识，最终在选举中获利。这期间，陈水扁也曾数度试图以 “ 新中间路线” 、“ 两岸统合” 、“ 你国民党如果能让大陆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 ” 、“ 在九二会谈及其所获各项协议基础上” 、“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等等缓和两岸关系，试图以打开两岸僵局在岛内挖得部分中间选民支持，进而巩固政权；而每次目的未能达成之后，他就回头更紧密地拥抱 “ 台独基本教义派” ，巩固“ 基本盘” 。这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台独”的工具特质。

四、两岸紧张成为“台独”势力在岛内操弄族群对立的基本前提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经过一系列“宪政改革 ” ，民主化的各项主要目标基本实现；经过各种选举和李登辉大量提拔本省籍人士出任党政要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程度大大深化，本省籍民众中长期积聚的 “ 出头天” 思想大大纾解。民进党鉴于“ 民主牌” 逐渐失去效用，曾一度试图以升高“台独” 诉求强化与国民党斗争的力度，但在1991年底的选举中遭遇重挫。此后，民进党逐步展开淡化“台独”的“ 路线转型” 。就大趋势而言，如果除开两岸因素、单纯从岛内政治斗争因素看，虽然国、民两党在“统独”问题上尚标举不同的口号，但国民党主张的是未来 “ 远程” 的终极统一，民进党则认识到“台独”起码在现阶段并不存在实现的可能，这其实说明双方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真实诉求是相互重叠的，就是 “ 不统不独” 。所以，不论是“统独”斗争还是族群矛盾，本来已经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对抗性与激烈程度。90年代中期民进党先后两位党主席中，施明德率先与外省籍色彩最鲜明的新党 “ 喝大和解咖啡” ，许信良“ 夜奔敌营” 并倡导建立“ 大联合政府” ，在两岸关系上提议“ 大胆西进” ，都是上述趋势的直接体现。

但是，在岛内上述趋势发展的同时，海峡两岸尤其是本来都主张两岸统一的国、共两党之间，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却不断升级。1993年双方在 “ 九二共识” 基础上举行了汪辜会谈，为打开两岸政治僵局展露一线曙光；但在同年年底双方都出席的APEC会议上，大陆为消除 “ 两个中国” 印象而改变已经惯称的“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提法，重提“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引出台湾当局与会成员专门召开记者会公开宣示 “ 阶段性两个中国” 。1995年在大陆强烈交涉后，美国仍允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大陆展开 “ 文攻武卫” 予以大规模反制，结果是李登辉高票当选。1997年香港回归后，台湾当局为摆脱国际社会逐渐形成 “ 一国两制” 适用于台湾的印象，于1999年抛出 “ 特殊国与国关系” ，导致两岸两会商谈全面中止。此后，台湾方面不断重申 “ 九二共识” 就是“ 一中各表” ，并多次要求恢复商谈；大陆则以“ 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严重歪曲” 予以拒绝（这也是陈水扁上台后声称所谓“ 九二没有共识” 的原因之一）。此期间，台湾民众对“ 民进党上台会带来战争危险” 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弱，终至2000年民进党一举夺得政权。

上述过程中，李登辉与后来上台的民进党其实都掌握到一条规律，就是两岸紧张有利于他们在岛内调动与补强族群对立，有利于前者削弱党内的 “ 非主流派” ，有利于后者打击主张统一的国民党。其中的关键在于，在两岸持续的对抗中，大陆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与要求，在部分原本赞同一个中国的台湾民众心目中变成 “ 不近情理” 、“ 无视现实” ；大陆打击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活动，变成是对台湾的 “ 打压” 、“ 欺辱” 、“ 没有同胞情谊” ；从而形成谁与大陆对抗谁就是英雄、票就投给谁的恶性循环。“台独”势力则食髓知味，有紧张就利用紧张，没有紧张就千方百计制造紧张，不断抛出议题挑逗大陆 “ 跳” 起来说“ 狠” 话，塑造悲情哀兵之态。在这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并不能有效稳定两岸关系，因而在岛内“统独”争议中逐渐处于不利境地，进而陷入政治上的全面被动；而大陆则不得不持续耗费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去反对和遏止“台独”，长期被动，疲于应付。直至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 “ 四点意见” ，这种恶性循环才得以打破。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对台研究队伍深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