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六大前后“革新”成败的原因

从越共六大到七大，越南全党全民在以阮文灵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4年半的不懈奋斗，积极落实六大决议， 改正前主要领导人犯的错误，在革新开放事业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初步成就。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农业，特别是粮食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部分减少了人民生活的困难。就在对外经济关系发生突然变化、国际援助大减、东欧国家剧变、前苏联贷款来源不再存在、从传统市场的进口锐减之时，在出口方面却取得了进步，进出口平衡有了可观的改善。这些经济进步有助于越南摆脱国际形势剧变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越南经济正从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发生了有意义的转折。已经初步形成了按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并按国家管理市场机制运行。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已进行了重要调整，初步扩大同世界市场的关系。四年多来，越南在经济、社会民主化、对外贸易等领域的成就，为一定程度上恢复越南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越共的领导信心作出了贡献，减轻了越南危机的严重程度。从越共六大后，越南在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方向的观点和路线以及对外的许多大政方针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整个社会的习惯和思维方法也正随之发生变化。

越共六大后，越南革新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的原因是：

（一）批判前任主要领导人犯的错误为制定正确的革新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了前提条件。越共六大本着正视事实，正确地评价事实，大胆承认并深入分析了过去的错误，找出了原因，总结了经济建设的教训。这为制定正确路线奠定了基础。

六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六大前在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犯了许多错误”，这是指导思想“主观、急躁”，“没有坚决克服急躁和保守思想”的结果。在“经济结构安排中，特别是生产和投资结构安排中，只图快而没有考虑到实际条件和可能，没有密切结合工业和农业的合理结构，未能有效地利用扩大同国外经济关系的可能性”。“过分偏重重工业和一些大型工程，没有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食品、发展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的生产等问题，结果造成投资大、效益低”。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希望立即取消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迅速使私人资本主义转变成国营成分”。“关于改造的内容只强调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而忽视了解决组织管理和分配制度的问题”。关于经济管理体制，“仅提出了新体制的主要方向，但其内容、形式、步骤、具体做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措施”。因此，“上述错误是总的主张和政策方面的严重和长期的错误，是战略指导和组织实施方面的错误”。阮文灵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结构安排、投资比例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二）阮文灵提出更新思维观点，这是制定正确路线、政策的指导思想。英国《卫报》1987年2月13日报道，阮文灵说，1976年以来， 河内领导人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不尊重客观规律。这些错误导致了“劳动人民对党的信任程度下降”。长征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这些错误的主要思想倾向特别是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思想方法和行动简单、急躁、追随主观愿望、放任自流。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忽‘左’忽‘右’的错误。”“领导社会经济的错误和缺点起源于党的思想、组织和干部工作。这是一切原因中的主要原因。”阮文灵在六大开幕词中说：“本次大会应当成为党在思维、作风、组织干部和工作中改革的标志。”

（三）六大选举阮文灵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在贯彻改革开放路线上有了组织保证。长征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必须强调的是，正确地更换核心领导的工作进展缓慢，是近几年来使党的领导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六大选举了阮文灵为越共中央总书记。

（四）六大及其之后制定了一系列解放生产力的路线、政策和方针。越共六大总的政策精神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坚决废除官僚集中的统包制，同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构造并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新经济体制；重新安排生产结构，大幅度调整投资结构；在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同时必须发挥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这些政策，调动了越南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发展。

（五）调整外交政策，由对苏联一边倒向多元化发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中越关系正常化，与东盟改善关系和加入东盟，与欧盟恢复关系，与美国改善关系直至建交。这一切为越南的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六大之前，为摆脱经济困境，前越共领导人曾进行了一些“革新”，有的取得了部分成效，有的彻底失败，其原因值得探讨。

1979年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经谈到许多有关废除中央官僚集中包给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主张。在取得实践的基础上，越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了306号决议，进一步把上述主张具体化。 在国民经济中出现了新的管理机制因素，还出现了一些好的典型。但是总的来看，各经济单位，特别是国营经济基层单位还没有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核算经营；大批企业生产效益差，长期亏损，有的赢利是假，亏损是真。当时的现实是官僚包给制尚未废除，而核算经营体制还未形成。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观原因是：

越共五大虽然提及要取消官僚包给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整个经济思想仍囿于保守的传统理论范畴，官僚主义的集中包给制仍主宰经济管理体制。越共党内还有一些领导者提出，经济放宽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的暂时退却，一旦条件允许，就必须回复到原来的经济制度上去”。他们只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是权宜之计，只是摆脱眼前困境的应急措施。因此，这时期的经济政策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与不彻底性。

1985年6月越共召开五届八中全会，讨论了价格、工资、 货币问题，并决定改变过去分步骤调整的方针，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在半年内把贯彻中央物价、工资、货币改革决议作为“突出的中心工作”，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国同步一举解决流通、分配领域中的老大难问题。因此，此次价格、工资、货币改革称为“同步改革”。

关于价格改革　越南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开始价格和工资调整，开放了自由市场，由此出现了多种价格并存的局面。这次改革的具体做法是：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把国家牌价、指导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过渡到单一价格。但实际上没有进行价格体系意义上的根本改革，而主要是配合工资改革，全面地调整并大幅度提高各种商品价格。

[评论] [写博客] [我来纠错] [好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