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如果把政治、文化、经济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在开放的进程中产生过四次大争论。著名政论家、前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作者之一马立诚先生，近日为此撰文，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这个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大家知道，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该文发表之后，遭到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责。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当时成千上万的冤案压在人们头上，非常紧迫。开会第二天，陈云就提出六个问题，包括薄一波、王鹤寿、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冤案应该平反，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等等，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响应，并且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这就打破了原来的议题，华国锋控制不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通稿，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华国锋做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思想，他要负主要责任。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

第二次大争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1989年下半年——1992年）

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得势。1990年2月22日，一位权威人士在北京某大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文章还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质问：到底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当时第一篇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文章。

同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矛头直指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中提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这个时候，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就是1990年柏林墙倒塌了。有人说中国应该充当世界革命中心。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明确表态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当了头，很多主动就失掉了。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针对北京一些人提出的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说：当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很多人不同意，家

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不要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希望上海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

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是，他的讲话精神，通过《解放日报》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传达出来了。然而，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围剿。

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为改革开放捏一把汗。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一下子把形势扭转过来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这就是用市场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体制。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模式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对猖獗一时的“左”的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要求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