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叶剑英的发言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