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1950:一家上海工厂的早晨

交出自己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

几间尚算高大的厂房，屋角却露出了木头椽子。总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约略容得下历经迁徙的几十台机器遮风挡雨。

这看来确实只是暂时的落脚之地。年过半百的公司总经理魏如没有料到，他开创的事业从此会在这里着落，并与新时代同步前行。

赫赫有名的公司只能借款苦捱

上海解放前半个月，魏如和他的新中公司面临绝境。

1925年，新中厂在泗泾路6号的一座小楼上挂牌，最初以生产抽水机、小型柴油机起步，在壮大之际迎来抗战。8年间，新中厂带着设备，一路迁徙到武汉、湖南、贵阳、重庆，为军队生产炮弹引信、江上船用发动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新中厂迁徙回上海，买下虹口区保定路2号重新开业。一年后，新中公司拥有了各种机床设备153台，生产各种引擎、柴油煤气发动机，还从美国引进“密烘铸铁”，改进和提高了铸铁技术。

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新中公司赫赫有名。

盛名之下，新中公司却已举步维艰。8年的迁徙生涯，多次遭受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再受1948年金圆券风波、货币贬值的影响，当年年终结账，仅盈余金圆券2.7万元，折合银元200元。

1949年，新中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到4月份时，只能全靠借款和变卖材料支付员工薪水。当年5月8日，时任新中公司代总经理的魏如，在第十五届股东大会上作业务报告时说:“回忆去年股东会议时，本公司业务尚可。现受时局影响，营业萧条，门可罗雀，不胜感慨。公司从去年11月以来，每况愈下，全靠借款度日，前已借款约700银元，近为应付工资，又借美金2000元。”

四处告贷之余，独坐时闻炮声，对于新中的存亡，魏如此时可谓失其方寸，只是勉力支撑。

下决心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红旗插满了上海的各个角落。这并没有立时卸下魏如心头的重负。作为资本家的他，对于新社会心存一丝本能的惶惑。

几天后，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魏如也在其中。陈毅谈到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

这让一干企业家们心安了些。

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政府给新中公司大力扶持，政府订单相继递来，有淮南煤矿定制的抽水机、航运处定制的75匹、150匹马力蒸汽引擎、工业部门定制的鼓风机、钢珠轴承以及密烘铸铁??

新中一改窘迫景象，当年底，不但全部偿还了拖欠员工的工资和借款，还盈余人民币9100万元(旧)。在旧时代苦辛备尝的魏如，此时对于新政权的好感，自是不言而喻。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口号。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私营企业管理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公私合营，并指定分红方式---私方企业主占企业盈利分红的60%。

好友胡厥文的影响，对魏如接受公私合营多有推动。胡厥文是魏如所在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主动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头将自己的新民工厂转为公私合营。

也是因为胡厥文的态度，在1952年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清一色都是民建的成员。

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魏如考虑公私合营方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他所在的新中厂，已经开始为解放军试制各种军需装备，比如在1950年8月，新中公私就为解放一江山岛承接了人民解放军所交办的“海格拉斯 ”汽缸头的试制任务。

交出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连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在谈起自己那些转为合营的家族企业时，也不禁落泪。

1950年末，魏如代表公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一年后，新中公司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签订协议书，决定成立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从协议到实现公私合营，新中又等待了将近一年，其间因“三反”运动，一直到1952年11月1日才正式实现。1952年8月“三反”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宣布303家私营企业“五反”定案结果，新中公司被定为基本守法户。11月1日，华东财经委员会批准，新中公司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

魏如被任命为厂长。

当家做主人

1953年的魏如，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第三批慰问团代表赴朝鲜慰问，新中也为前线生产了无数的汽车等物资。

这时，他所属的阶级赢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运动。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一年，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公私合营的速度开始加快。

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会上，统战部的领导们要求民族企业家开始实行公私合营。

与仓促应对的同行们相比，较早接受了公私合营的魏如，这时充当了大家的精神导师和与政府沟通的信使。他被工商联安排与资本家们座谈，向他们讲述公私合营的好处，推行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魏如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据好友胡厥文的回忆文章，随着时间流逝，魏如对公私合营越来越认同。毕竟，新中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劳动效率上去了，厂区也开始扩展。

“当时都说当家做主人。”已经80岁的徐贵16岁时开始在上海一家机械工厂做工，他说，以前只是拿钱走人，到了公私合营后，他开始真的把厂当成了家。

无论私方、公方的人，在最初的几年里，都表现得很敬业，企业井井有条。上海工商联的资料记载，公私合营后，由于公方进行扩建、技术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同期的私营企业，增长了1倍多。

不过，依然有一些小私营业主并不愿意合营。周南的父亲就是一个。

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当时开着一间不大的杂货铺，他固执地认为，这是他的祖业，不能为外人所用。坚持到了1955年底，终于写下检查，主动申请公私合营。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利息。10年后，这些私有资产全部收归国有。

1955年末，上海工商联召开了15场大会，由荣毅仁、魏如和胡厥文等15位参加了全国工商联大会的委员，向大家传达中央指示。

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正门前广场上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上海剩下的私营业主，都在这一天提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

又过了10年，私人工商业收归国有的期限来临，新中正式与魏如脱离联系。也在这一年10月，魏如患膀胱癌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华山医院做医学用途。

1980年，国有的新中机器厂迁至共和新路。今日，原地已是一片居民区，没有人知道，50多年前这里是鳞次栉比的私营厂房。

改制后的新中机器厂，人员换过几茬，跟魏氏后人失去了联系。这位曾负盛名的企业家和他的机器厂在新中国产业史上留下的辙印，只能从书籍和档案资料中搜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