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龙永图,1943年生于长沙。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之后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3年1月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开始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2003年底被评为“CCTV2003年度经济人物”。

摘要

为什么在搞经济的时候,我们讲还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每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都会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我觉得今后10年,我们还要一些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排除一些左的干扰,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

要点

一、中国经济仍会保持高速发展,因为工业化、城镇化还很强劲

二、呼吁媒体,少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予过度报道

三、作为共和国长子,国有大企业应在保障性住房承担更大责任

四、十年后希望国家成为均衡发展、受人尊敬的强国

  要理智地看待贸易保护主义

  凤凰网资讯:有些评论说,我们入世了之后反而受到贸易歧视,包括现在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您觉得下一个10年,这种情况会不会加剧,中国怎么样来更好的应对这种贸易歧视或者贸易保护?

  龙永图:首先一条我觉得还是要搞清楚什么叫贸易保护主义,比如哪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反倾销,反补贴或者这样一些贸易措施,你就认为这个国家是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中国也对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反倾销或者其他一些贸易措施,你不能说中国一直在加入世贸组织八年来一直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就是滥用世界上贸易组织允许的那些贸易措施,比如反倾销或者采取一种歧视性的做法,来实行反倾销。不能说是采取了贸易政策措施,就是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并不明确。

  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理智地看待贸易保护主义,比如这一次金融危机当中,美国对我们中国确实采取了好几桩的贸易政策措施。它采取这种贸易政策措施的背景,实际上很多都是在国内政治压力的推动之下进行的,所有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就比较有害于整个国际贸易的关系。因为它不是出于贸易的原因,还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采取的贸易措施,就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治的需要、国内政治的因素,而不顾事情的是非曲折,采取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它不同于一般的情况下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

  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很明确地提出来,主要是这种措施发出一个很坏的信号,破坏了整个国际合作的气氛。觉得有些人在搞小动作,有些人表面上在对它有利的地方,需要其他国家合作的时候,就讲合作,而在背后又捅了一刀,所以政治上的信号很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国家采取这种措施也是迫于国内的压力,所以有时候也要给予一定的理解。

  我过去参加谈判的时候,也知道有时候国内的压力是很难抵挡住的,当然我们不要讲出来,我们给予理解。另外,我觉得也不要夸大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如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我们前三个季度针对我们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大概有102亿美元。当然这个本身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比起中国前三个季度出口的8600多亿美元,它才1%或者稍微多一点。所以从量上看,它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所以不要过分夸大它对我们中国经济和中国贸易的影响。而且我一直呼吁我们的媒体,少对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予过度的报道。

  因为这种报道,由于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前因后果和它法律的因素不是很了解,所以常常有一种误导的作用。我觉得还是让贸易保护或贸易政策措施交给政府和一些专业的法律律师和专业人士来处理。当然有时候如果是出于一些政治原因搞出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予必要的交涉,也是必要的。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还是采取一种比较低调、理智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会比较有利于整个国际金融合作的气氛。

  碳减排本身符合中国自身发展要求

  凤凰网资讯: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碳减排”这也成为很多国家关注的一个词汇,也可能会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一个走势。就有人提出这样的担心,中国企业以后会不会在生产成本上又加上一个碳减排的成本。您刚才确实也提到了这个会议之后,中国企业应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这种国际责任,这个以后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龙永图: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一些要求,实际上和我们国内自身的一些需求是相一致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的企业、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地步,所以我们也提出了科学发展,提出生产方式转变,这些都符合目前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大方向。

  所以中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愿意去搞节能减排,也愿意发展低碳经济,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发展低碳经济也好,谈节能减排也好,采取什么样的速度,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是用一种国际上有约束力、强制性的做法,还是采取一种自觉、自愿的办法?是采取和发达国家等量减排的做法,还是按照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做?

  总之,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类似的谈判,特别是在建立更加具有约束力的谈判中,我觉得中国不要采取非常被动的做法。我就觉得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姿态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们要我们做的正是我们想做的,只不过我们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而不是按照你们提出的时间表来做,这和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时候,基本道理是一样的。

  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将来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因为中国入世的时候,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双方始终可以能够找到一个结合点,但是大家需要耐心。

  “宁左勿右”的观念依然存在

  凤凰网资讯:您前不久说过中国对民营企业承诺的平等国民待遇还没有完全兑现。在未来10年,您对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有什么样的预期?在一些目前仍被垄断的行业,下一个10年,民营企业有没有可能参与进来?

  龙永图:这种发展前景是完全存在的,除了像一些极少数的行业,比如说军工行业,或直接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那些部门是非常少的。我们其他的行业,都应该对所有的民营企业开放,这一点,我觉得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不能光听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的意见,他们当然喜欢垄断,就像我们过去打破其他行业垄断的时候,不管行业的主管部门,还是这些行业内的企业,很难接受让民营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进入的要求。

  但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应该逐步淡化企业所有制的问题。我一直在宣传一个观点,不管三资企业、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只要它为中国政府交税,只要是为中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它就是中国企业,不一定要分它是民营,国有,三资。对三资企业的很多优惠待遇逐步取消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企业采取完全同等待遇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其它经济主体不享有完全平等的待遇,那就不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平等竞争,没有平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

  我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法治环境,从而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三资企业、民营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实和我们过去长时间存在的一些左的东西有关,很多那种所谓“宁左勿右”的观念依然存在。民营企业某些隐性的趋势,要求我们国家的政策也好,规则也好,都要给予他们平等的待遇,但在中国做起来很难。因为大家宁左勿右嘛。比如贷款,贷给国有企业,即便搞错了,也是技术上的错;如果贷给民营企业,贷错了,可能就要追究背后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到底有什么样的动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怎么样来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的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留下来的左的因素排除掉,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中国反左的问题,始终没有彻底的解决。我们还是要牢记小平同志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我们要警惕右,也要警惕左,左是主要的威胁。小平是根据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对我们中国今后长期发展仍是一个重要政治遗产,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回避,就能够正视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没有民营经济大的发展,中国完全靠国有企业继续一些垄断行业的做法,那我们中国经济要有高速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在搞经济的时候,我们讲还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每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都会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我觉得今后10年,我们还要一些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排除一些左的干扰,右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

  凤凰网资讯:那您觉得,就当下来说,中国最大的挑战和危机是什么?或者您最忧虑的是什么?

  龙永图: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这次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也有所表现,比如说看到西方国家开始拿出几千亿美元来干预经济(当然我觉得政府要强势干预经济);比如一些比较开放地区的行业,这次受到的损害比较大,觉得开放还是很脆弱的,还是少开放一点。我觉得这都是短视的做法,实际上我们过去30年的开放,已经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我觉得一碰到风吹草动,由于既得利益的因素,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包括我刚才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东西会回潮的,所以我最担忧的就是这样一些东西的回潮。

  当然不能阻挡这个大的趋势,但可能延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延缓对外开放的步伐,延缓改革的步伐。所以很多的问题还是要靠改革来解决,靠开放来解决,靠不断的解放思想来解决。不是说我们搞经济的人,喜欢谈论这些政治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这些问题上,怎样进一步使我们从上到下,思想更加解放,思路更加开阔,目标更加明确,这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还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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