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历史是为了什么

与石田米子、万爱花漫步在同一片展览厅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也遇到过类似的事。

他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对日本友人说:“我觉得很感动，你们也是站在反日的立场上。”日本朋友就无奈地跟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之所以追究战争中日本士兵的责任，不是反对日本，而是爱日本。因为我们认为，战后的日本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把过去的历史搞清楚，可是搞清楚又做什么用呢？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现在我们身边几乎很少有参加过战争记忆的人了，那么，学历史难道就是把记忆停留在记忆战争的残酷上吗？”步平说。

“我想，这个展览很具有代表性。是中日民众共同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祈愿未来的和平。目前两国人民还存在相互理解的问题，展览向我们提出了深层问题:如何从心理上、沟通上，更进一步相互理解。”

石田米子说，如今参加她们活动、主动了解那段历史的日本年轻人并不很多。“我们通常每两三个月会组织一次100来人参与的兴趣活动，其中如果有10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很不错了，全场都会睁大眼睛稀罕地盯着他们！”

在山西留学的日本大学生参观完展览后说:“看完后非常震撼，我就是希望来到第一线，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历史。”

“这么多年来的寻访、研究，我获得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结论，而是认识那段历史的方式，那就是必须由自己独立来思考，然后向前走。”石田米子说。

接受日本调查团采访的受害妇女名录

赵存妮，山西省盂县北羊村人，1918年农历七月生。1942年被日军抓走，关押在西烟炮台，受到30多天性暴力侵害。被赎出时无法走路，卧床半年，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至今不育，女儿丈夫均已去世，目前独自一人生活。

王改荷，盂县南社乡麻地掌人，1919年农历三月初四生。1942年被日军抓走受侵害20多天，被赎出时已“半死不活”。卧床两年多，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育有三子，丈夫去世，目前一个人生活。

杨喜何，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19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生。23岁时受到日军性侵犯，受害持续将近一年。无子，目前与丈夫靠少许耕地维持生活，“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南二仆，盂县南头村人，出生年月不详。20岁前后的1942年春天开始被侵华日军抓走，受性暴力侵害直到1945年，留下病痛。1967年因子宫癌病痛剧烈，上吊自尽。养女一人。

尹玉林，盂县乌耳庄人，1922年农历八月八日生。19岁那年春节，侵华日军闯入她家，与其姐都受性暴力侵犯持续一年多。其间无法给婴儿喂奶，孩子过世。

杨时珍，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24年农历六月十五日生。17岁时受到侵华日军极为残酷的性暴力伤害，被日本士官霸占、关押。被赎出后重病缠身，到20岁才稍有好转，婚后至今仍饱受病痛折磨，没有孩子。

赵润梅，盂县西烟镇南村人，1925年农历一月二十六日生。1941年农历四月初二受害，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养女一人。

高银娥，盂县南社乡麻地掌人，1925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生。16岁时被日军抓走关在窑洞受害15天，至今不育，目前和丈夫两人生活“勉强吃饱”。养女一人。

张先兔，盂县河东村人，1926年农历九月初一生。16岁那年正月初二被日军抓走实施暴行20多天。被赎出后饱受后遗症折磨，停经十年。育有二子，现与丈夫两人生活，“日子非常苦”。

万爱花，内蒙古自治区旧和林格尔县人，1930年1月1日生。虚岁14岁的1942年起，三次被抓走遭到性暴力侵害，全身多处骨折，165CM的身高缩至147CM，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生过一次死胎，至今不育，养女一人。

面对这一痛史，我们该做什么

在轮到发言之前，一直静坐着的万爱花大娘从黑外套的兜里掏出了两样小东西，别在胸前。她是全中国第一位公开站出来作证的受害妇女，名震中日，嘴角一直下拉着，令我不敢接近。

她站起来默然向四面一鞠躬时，亮晃晃的。走近了看，一枚“毛主席头像”，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奖章。“这是胡锦涛发给我的！”她拍拍胸脯，忽然笑了。这是在日本败诉以后，老人第一次笑。这笑令人心疼。

我并非没有见过、听闻过她们的故事。但当我再一次看到六十多年前的老人冤死、女孩被污，那些令人哀伤的故事依然会沸腾成为一个中国人的骨与血，令我的脑袋“嗡”地一震，几乎要失去理智。

这与过去多少年无关。无论生与死，她们的魂灵与意志，从未离我们这个民族而去。

也许日本年轻人多已忘了历史，或不再看得沉重，但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忘记。如果你看到这些含恨的故事，你很可能想到“报仇”。时至今日，中国的网络上仍不断传出“小日本”的骂声。

中国抗战电影曾经达到《紫日》这样的思考高峰。大老爷们杨玉福禁不住泪流，大吼“那么多条人命啊！怎么能算了！”却一次次救了日本小女孩。看秋叶子尖叫着奔下长坡想阻止日军残杀平民，我们心中为之震颤，长久若有所思……

即便不懂网络的大娘们也知道，谩骂和自矜自夸无法让任何人、任何国家前进。她们在战斗，在呼吁，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该做什么？

在写稿时，我反复读着《发生在黄土村庄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还未结束》，一次次被大娘们黑色记忆的重量压垮，那对于亲自问出这些、记录这些的日本志愿者们呢？她们如何承受？

我所要传递的，绝不仅仅是山西大娘们的历史，也是现在日本志愿者的历史。当年有那样的日本兵，如今也有这样的日本人。

我想，如果你能够从文字感到疼痛，感到愤怒，那么，你当然知道她们背负着怎样的重量。如今，她们非常累了，这条路越走越苍老，而更多的年轻的我们，已不能再旁观。我决定跨出一步，分一点她们的重担，一起承受。

我不希望这段记载给任何人带来复苏的仇恨，我希望它能给青年们带来承受历史的成熟和勇气，以及对未来的思考。

并不是最锋利的匕首才是战斗，并不是最激愤的言辞才是爱国。只要多一个中国人记住了大娘和日本志愿者的历史，便是和她们共同战斗、共同爱国。

当多一个人改变纯粹的仇恨，民族之间心理上的鸿沟也许会渐填，历史的巨轮也许会为我们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