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的“三个关键词”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记者/张 静

一部宝莱坞的歌舞片，总有被淋湿的纱丽、草坪上的笑谈和桥上的歌舞，中国富豪的落马也都有些固定的桥段在轮回。

“得罪谁”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至于敢把中国首富置于死地的幕后黑手，有人怀疑是让黄光裕恨得牙痒痒，在狱中尚不断发出指令、“隔空对掌”的张继升，其二便是国美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宁。

2006年8月黄光裕被带走协助调查时，有一条神秘短信在扩散:“黄氏兄弟正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银行资产往来被追查。”当时国美管理层怒不可遏地斥责此乃竞争对手散布的谣言。而黄光裕二次案发，第一时间同样有一条神秘的短信在媒体和供应商之间不胫而走。很快积怨已久的两个老对手“不请自掐”。一方表示:“对于苏宁的这种做法我很鄙视。”另一方显得很委屈:“为什么黄光裕一出事就认为是苏宁干的呢？”虽然后者瞪着无辜的大眼睛，不忘把黄光裕出事的新闻报道复印了很多，摆在促销的柜台上。

其三似乎是窝里斗。根据国美电器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宣布的一份国美核心高管8人名单，黄光裕家族成员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其中。面对这样一家曾经带有强烈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去黄氏化”，外界不免感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给别人作嫁衣裳！ ”

而相对于前面那些小角色，“因收购中关村一役得罪两名高干子弟” ，甚至“政治斗争牺牲品”的说法，更满足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和想象空间。一位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士透露:“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早已深谙中国的‘潜规则’，他们都懂得积极以高薪吸收高干子弟”。

也许“黄光裕得罪了谁”这一命题能够提出，正是民意发出的预警信号。

“被自杀”

作为反腐风暴中最关键的一环，随着大批高官政要不断被供出，黄光裕和郑少东先后传出了自杀风波。据说黄光裕一直被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基于不堪受查压力，以利器割脉自杀 。幸被人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而郑少东在案情曝光后，也曾暗藏安眠药准备自杀未果。

盘点2009年官场，自杀事件频发。因为有“用纸币开铐自杀”在前，民众在关注此类事件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以及自杀背后是否有黑幕心存质疑:究竟是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萌生轻生的念头？还是有人想杀人灭口，以掩盖更大的黑幕？

“原罪”

黄光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7岁背井离乡，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富，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成为中国穷人家孩子的榜样。以至于很多人在他事发后，纷纷抱有一丝莫名的同情。而原罪之说，更为其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这是每一名富豪落马后，都会触及的话题。

一位前外资投行的董事总经理激动地对记者表示:“内地很多富豪都有所谓的原罪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内，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过分追究，把做过这些事情的人都变成罪犯，不是逼着富人移民、资金外逃？”

但仔细分析黄光裕的发家史，如果说行贿尚是因为官场潜规则，那么骗取银行巨额贷款便是主动为之了。

虽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黄粉”的攻击，李德林依然坚持说:“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同情的。黄光裕在最初通过灰色路径起家后，他非但没有积极反省，实现转型，反而这种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生存逻辑。在成为家电连锁行业老大后，更加迷信、依赖这些违规、违法的手段，洗钱、贿赂、勾结黑势力，在资本市场上违规操作，最终上升到了危害国家根本的程度。他的坟墓，是自己给自己挖下的。”

曾有人猜测:“黄光裕倒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小企鹅帝国的马化腾？”黄光裕和马化腾同为潮汕人、同龄人，都是所处行业的一方巨头。但后者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与政府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有意不与特定的官员过分亲近。当然，这也源于IT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性。”

“杀猪榜”无国界？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记者/金 姬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福布斯和胡润榜的历年数据，中国富豪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更容易“犯事”。

落马在中国

富豪榜本是舶来品。自从198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首张富豪榜以来，全球老百姓就养成了每年看富人们被动“晒资产”的习惯，中国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感觉实在看别人热闹。直到1999年11月，英国小伙胡润制作了第一张“中国50富豪榜”，尽管他们的财富和世界首富们不在一个数量级，身处在崛起中大国的富豪们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0年，最早接触胡润的财经媒体人，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指出:“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没说多久，富豪榜排名16位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而获刑，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富豪落马。因此，富豪榜从2002年开始就被取了“杀猪榜”的诨名。

根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自1999年以来，共有1330位中国企业家上榜，其中发生变故的有49人——被判刑17人，尚未宣判的2人，10人正在接受调查，7人曾被调查，7人下落不明，6人去世。由于这些数据仅限于2009年8月26日之前的公开资料，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发生中国问题富豪未被写入报告。

胡润百富榜认为，除去自然死亡、英年早逝以及破产的富豪，最符合“落马”概念的是那群被正式定罪的一部分人，如顾雏军、杨斌、周正毅等企业家(17人)，还有一些带问号的富豪，如被相关部门调查的黄光裕等(10人)。这部分群体虽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约占所有上榜企业家的2%)，但要对他们进行“落马”原因的分类却极其困难。李经纬、仰融的经历携带着早期国企和民企“产权不分”的烙印；张荣坤和刘根山则让人不断追问“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指出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四点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不独立、容易被更有权势的力量操纵；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也还是前赴后继。

自从胡润和福布斯分道扬镳以来，后者也从2003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他们的发家史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概括。这批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福布斯全球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