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在大学和中学之外，还有相应的哪些方面来进行约束呢？

熊丙奇:

应该这样讲，目前自主招生公示的话，它可能在中学来讲，它的约束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一方面比如说，中学里面有教师委员会来进行标准的制订。另外一方面可能要设立一个家长委员会，来监督这样一个操作过程。另外一个，要使整个过程透明，中学这个过程我觉得它是可以做到的，进一步做到的。但是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整个自主招生的标准和平时我们实行的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是不一致的，因此怎样实行一个更加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标准，这也是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去完善的。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熊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注意到校长这个大家关注的点。大家现在不妨看一个画面，画面当中是一些人画的漫画，也都是把焦点针对到校长身上，如果说一旦在校长这儿出现问题了，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会走样，就会变味。

刚才我们谈到校长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严于律己，但是如果过于严于律己，有的时候就会走一个极端，说那样吧，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来看学分，结果一看学分，可能会造成这个制度变味了，我们本来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最后又走回到了靠分来选拔了，你怎么来看待这样可能出现的问题？

劳凯声:

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点权力都不给推荐者，不给校长，那么校长能够做的就是按照分数排名，把最优秀的、分数最好的（推荐了）。这些人其实他要参加高考，他也能考上，所以这就没有起到改革想达到的目标。

我想，在这里面除了监督，除了严密的制度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就要建立一种对于校长的信任机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校长，你负有向北京大学推荐优秀学生的这样一种优秀权力，这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责任，如果你在这当中弄虚作假了，塞进个人的私利在里面了，明年我就会停止你推荐的资格，这样一做的话，这个校长就会非常谨慎，不仅涉及到个人，而且涉及到一所学校，涉及到这个地方所有的考生，这件事情是关系重大的。这样一个信任机制，可以有效的来制约校长的行为。

主持人:

今天我们来关注是北京大学实行的中学校长推荐学生这样的一个事件，稍候我们将继续。

主持人:

在中学校长进行实名推荐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关注了哪些人能够上，但是实际上有些人会失去资格，包括一些学校，我们来了解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人民网认为，遴选校长的标准不是从德、才、能等方面考虑，而是着眼于校长所在中学的办学条件、生源质量，即这个学校的实力，难道实力强的学校，其校长就一定值得信赖吗？

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发表博文，校长推荐制，一道美妙而难念的经，他将眼光投入到名校、强校之外的其他学校，认为在现有国情下，东西部差距、城市农村差距，决定了在面试这一关学生们的起跑线就不同。

《农民日报》则直接呼吁，农村校长理应有推荐权。

经济观察网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民众的担心不无道理。因此这两年，围绕高考出现的各种稀奇之事实在不少，有冒名顶替者，如罗彩霞案，有重庆篡改民族身份者，有浙江三模三电训练队，最终却成为有钱有权家庭子女的“加分俱乐部”。那么我们有什么制度设计可以保证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就不会成为一些特有阶层的“分肥游戏”呢？

《光明日报》也担心，摆脱了分数这个硬杠杠，人性化的推荐是否会成为新的滋生权力寻租的沃土。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品格再好的校长，恐怕也难以抵御行政干预的压力。

《重庆日报》认为，推荐制的实行必须有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诚信。如果社会普遍缺乏诚信，就让推荐制单兵突进，这样的制度不是限于虚伪的淤泥就是半途而废。

千龙网评论文章就认为，从来就没有攻不破的马其诺防线，与其寄希望于叠床架屋的刚性制度来封死一切漏洞，还不如在不断的试错和反复博弈中寻求突围，以公开透明和公众监督来拒腐防变，在一个又一个环节上解决问题，在一个又一个方案中积累经验。

知名学者薛涌以美国名校录取的游戏规则为例，一个从小受了最好的教育，成绩和履历都非常优秀的学生，经常在录取委员会中受到这样的质问，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么多机会，我们学校为什么还要把另一个难得的机会给你，结果这样的学生尽管综合素质优异，也可能被刷掉。

事实上，从哈佛、耶鲁到弗尼吉亚大学这种一流的州立大学都主动出击，投入资源到最穷、最弱势的阶层和地区，说服那些自己也不能相信能上这种大学的穷学生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