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谁？曾经干过什么？他们需要重新证明。

6月7日，徐瑞宝、徐新生等十来个人，开了两辆车，围绕着深圳城里的高楼大厦，寻找往日的记忆。

“我们想去统计一下，我们到底在深圳做了多少工地，多少高楼大厦的孔桩爆破作业是由我们完成的”，徐新生说，那一天，整整一天，他们在深圳福田、宝安、盐田、龙岗、罗湖等地打着圈圈，结果初步统计有200多个工地，这其中，包括深圳市几乎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地铁一号线……

“以前，我们只知道埋头苦干，改变命运，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这座城市”，徐新生感慨，这么一数下来，才发现，这座城市里每一栋高楼的挺拔而起，都少不了他们这一类风钻民工的辛劳和付出。

在他们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很小，最漂亮的道路是深南大道，马路都是柏油路。城市里没什么高楼，到处都是山坡、荒地，还有瓦房。

而现在，城市光鲜亮丽、灯红酒绿，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他们虽然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但现在却经常在市区迷路。

变化太快。如今，他们都已结婚生子，已经成年的孩子，不少人也来到深圳这座城市打工。这座城市，现在需要的是第二代。而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他们，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即便是没有患病，我们也已经很难在这座城市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7月3日，深圳市召开了全市就业工作会议。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

在王荣看来，农民工是指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而到城市里打工的人群。正因为这些农民工，使得深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且没有留下多少需要为他们根本性解决的问题。而他们的下一代不能再被称为“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家乡，而会成为新的深圳人。

但徐志辉现在会经常告诫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你们还年轻，不要去干这个活，不要去走父辈的老路”。

“我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位老母亲。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我的生命。我要的只是一点公平。”43岁的徐瑞乃声音颤抖，抹了一把鼻涕，在病床上无法坐立。

在外人看来，他目前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愿望只是希望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一点补偿，去偿还多年来治病所欠下的巨债。

深圳市领导批示要妥善处理，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协调。耒阳市也派出工作小组与深圳方面交涉。

一座寂寥的村庄一个渐行渐远的梦

粉尘之殇

7月9日，正午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在头顶。而我们走进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时，感受到的却是这座村庄的冷清与寂寥。

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半个月前修通的一条水泥马路。阳光直射在地上，一片惨白。

王翠兰、刘秀姬、李秋香等几名妇女正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现在，这些寡妇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她们的丈夫都是为了致富、改善自己生存状况，到深圳去打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再被称为“农民工”，不要他们像父辈们一样再回到家乡，而是会成为新的深圳人。可是他们的梦想却被一纸医学证明打破！

或许，悲痛到了极点，过后是平静。

72岁的王翠兰毫无保留地向记者讲述着4个儿子的死。没有流泪。

在中国，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这样的悲剧竟然在她身上发生了4次。“我的眼泪早就哭干了”，王翠兰这样解释自己的平静，“每死一个崽，我也像死过一回”。

1990年前后，王翠兰的5个儿子先后都去了深圳打工，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活:打风钻。在双喜村，很多劳力怀着致富的梦想，来到了特区，打风钻比普通的活要高两三倍的工钱。很多人回到家乡，就开始盘算着建房子，打造一个舒适的“金窝”。乡里、村里一度风传，他们赚了大钱，都发了财。

然而，好景不长，病痛开始折磨这个村庄。

1998年10月22日，王翠兰的第五个儿子徐小伍，病死，年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老二徐新春病死，45岁。2007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老大徐白春病死，52岁。王翠兰现在无法向记者证明，她的三个病死的儿子究竟死于何种疾病。但是，村里活着的病人，在他们的CT片上，无一例外出现了肺部不同程度的病变。

“你看，你的肺都烂了。”12组的徐泽志7月7日从衡阳市的医院照CT回家，同村刘阳贵、徐尔平两名被诊断为尘肺或矽肺的病人，指点着徐泽志的胸片，叹息道。这些曾经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同乡，痛恨起南下打风钻时的粉尘。

每死去一个，这个村里就会增加一名寡妇。”自从丈夫死后，55岁的刘秀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丈夫徐龙古于1990年出去打工，1998年发病，2006年九月初六去世。在打工期间，徐龙古每年能赚一两万块钱，打工10年赚了十多万元，但为了治病却花了30万。

“房子也没盖，至今还有几万块钱的债没还。”如今的家，只有四堵墙壁，里面空空如也。

而在双喜村，这样的人间悲剧，一再上演。

更多的男人被检出“肺部阴影”，有的被明确诊断为尘肺或者矽肺。他们正值壮年，却已无法参加体力劳动，“我们已经像个废人了”、“我自己的病治是治不好了。”徐瑞宝一家子最多的时候有7人在深圳打风钻。这其中包括哥哥徐瑞乃、两个妻哥谷运成和谷桂成、侄子徐小斌、姐夫王从成、侄女婿刘韧，他们打风钻时间长的有10年，短的也有4-5年。7人中，目前只有谷桂成没有查出“肺部阴影”。

41岁的徐瑞宝是村里最早一批前往深圳的风钻工。现在，他经常想起自己刚到深圳时的惆怅。1989年9月份初三开学的时候，他在深圳福田区黄木岗干活刚满一个月，但想起自己因为家庭贫困放弃了学业，心里一阵难过。“那时候，我们种着七八分田，两三分地，几乎没有收入。”南下打工是徐瑞宝和他的老乡们当时不可回避的现实。

那是他们试图改变命运的捷径。而命运却是如此残酷，残酷得让人还来不及承受这些粉尘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