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意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是不是赞成注射死刑”，有七成人赞成，但被问及“你认为应该怎样执行注射死刑”，超过56%的人认为，罪大恶极的、民愤极大的，还是应该执行枪决。对此，白岩松认为，接近70%的选择了注射死刑，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第二个选题更多诱发的是人们感性的心态，因为这里本身有一句话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是感性的感受，既然他那么糟糕，民愤极大，那就应该罪加一等，恨不得枪毙两次、三次，就把他执行死刑时候的痛苦程度跟他的犯罪程度画上一个等号，其实这两者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不应该画等号，为什么呢？因为对一个人极致的惩罚就是剥夺他的生命，而没有说在极致惩罚之后，再赋予一些惩罚的色彩，比如说让他痛苦，让他恐惧，让他一枪死不了等等，这样的话好像觉得更解恨，在这个背后好像有一种以暴制暴、以怨报怨这样一种长期的心理。其实当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剥夺生命就是最极致的惩罚的时候，一切就应该能想得明白。”

还有人认为，死刑是对犯罪人的最大的一种惩罚，它是一种最严酷的震慑，那么如果采用注射死刑这种方式，让死刑犯能够平静地，据说是没有痛苦地离去的话，那还会起到对社会上的不法行为、不良行为的震慑作用吗？

白岩松认为，“其实这一点已经悄悄地在改变。过去执行枪决时，恨不得要游街，要示众。但是你在很多人的回忆和文字作品当中都能看到，我们即使作为一个非常健康的、正常的，然后只是偶尔成为这样行为的旁观者的时候，那样痛苦的记忆，甚至一辈子抹不去，因为它对你产生的不仅仅是一种震慑，还有很大的一种恐惧，其实这是给社会附加的一种刑罚。当社会逐渐在前进的时候，当要以人为本的时候，全社会都知道剥夺生命就是最高的一种处罚之后，这已足够让大家明白要以法律为准绳。”

释疑

注射死刑的成本比枪决高？

在注射死刑的推出前后，“司法成本”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胡云腾博士介绍，枪决的执行成本其实是最低的，它不需要任何技术和复杂器械，一支短枪或长枪，一堵墙或一棵树，就足以快速处决。

但实际操作中，枪决成本附带的成本也很多。早些年要枪毙犯人是一项“浩大工程”:要组织设置刑场，包括立靶挡，插红旗……仅戒严一项，就“没有百十来人不行”。而从监狱到刑场，一路上都要戒严，“开道车、警车、囚车，这样一个车队一般都有几十个人”。

有关部门说，国家财政每年拨给一个死刑犯的费用是700元，主要用于四个方面:运灵费、火化费和抬尸费、射手费、布告费。

“现在一颗子弹几毛钱，如果实行注射执行死刑，相对应的成本应该与这个差不多，但是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花费就节省下来了。”

“相当经济”也是我国高层领导对死亡注射的一个评价。

但执行枪决与注射死亡，并非单纯的金钱计算。胡云腾说:实践中的枪决成本是强调一种威慑效果。

国外情况

目前世界上有99个国家实行死刑，而执行死刑的形式主要有枪决、绞刑、斩首、电刑、毒气、石刑、注射等，其中采用枪决的国家有86个，采用绞刑的国家有77个。

我国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正式采用药物注射死刑的国家。

1977年5月11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静脉注射作为合法死刑方式的地方。之后，得克萨斯州也通过了法令。目前，美国有19个州在法令中规定可以使用这种形式，其中一些州也允许犯人选择其他的方式。但自从有人提出注射处死无效、残忍以及上述调查提出了种种问题后，美国已有11个州暂停注射处死。

历史上第一例注射死刑的犯人1982年死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

注射时，死刑犯被带进执行室或执行车，执行法警将其固定在注射床上，连接好心率测量仪器。

具体执行时有三个步骤。首先，执行人员将与注射泵相连的针头扎进死刑犯的静脉血管，与平时的静脉注射完全相同。这一过程中，执行人员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

接下来，执行人员对注射泵进行适当调节，执行号令发出后，执行人员按一下注射泵上的注射键，药物开始注入死刑犯体内。很快，电脑显示屏上的脑电波从有规律的波动变成几条平行的直线，脑电波的前后变化被清晰地印在纸上。这将作为死刑报告的主要内容。

最后，将由法医根据心跳、呼吸等来确认罪犯死亡。(竞报) (本文来源:京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