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成长的三段论

中国人成长三阶段:求学、成家、立业。

其中求学和成家在往两头发展:求学越来越早(幼教)，成家越来越迟(晚婚)，立业却力不从心——房奴、车奴、卡奴、穷忙，每一样，都埋伏着陷阱。社会复杂、商业险恶、成长唯艰，于是，家长加倍投入，希望赢在起跑线、赢在胎教、赢在择校、赢在专业、赢在才艺，可最后都不免要倒在失业的枪口下。

社会和教育之间供需的巨大剥离，使得付出必须越来越多，而收获可能越来越少。家长对教育几乎不叫投入成本，而是不惜血本，但在某一刻，血本无归，啃老族、宅居族的出现，使得家长明白教育投资有风险、“入校”需谨慎。

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到自主择业经历了30年。如果把中国的教育比作一条产品线:高中和高等教育是精英化教学、大众化就业，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九年义务教育减免了学费，越来越普及，惠及农村，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择校在城里变成一个红火的收费项目；少年宫、才艺班等课外教育则是家长的另一套因材施教的成长体系，其热度不减反升；早期教育业已市场化，各路品牌纷纷涉水抢滩。

有一次导演张元说，他最反对电视上针对孩童的广告，因为那完全是不对等的诱导。儿童缠着家长购买商品。事实上在教育领域中，有着针对孩子的“二次销售”:首先是把教育理念灌输给父母，父母再把孩子圈进来。

李阳15年的疯狂英语运动并没有使中国人的英语变得流利起来，反而是新东方等应试教育的项目变成了一个产业。在听闻中学生卖听课笔记居然也演化成创业项目后，一位大学老师在博客上表达了他的愤怒:“我们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也老是嚷嚷要改革，可是改来改去，竟然改出了这个结果: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利用应试教育来牟取利益并与这个反人性的教育体制沆瀣一气甚至为虎作伥的害人虫！”

那些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则另辟蹊径选择私立小学、私立中学、国外留学。他们不认同中国教育，也不想让孩子整天做不完作业，所以就用高花费铺就另外一条道路。

但是，他们骨子里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校、进入精英阶层，在英语中，专门有一个名词“中国妈妈”，用来指留学陪读的中国妈妈，她们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什么事都是妈妈说了算。

台湾人亦如此，每个台湾孩子平均学习了三项才艺。这显然都不是“自我选择”，而是“包办教育”。在中国，有人说子女就像父母的财产，不仅父母对其有抚养权，还有支配权和控制权。从出生开始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这其中没一件事是父母不操心的，父母几乎把一辈子都搭进了子女的世界中。

无法成人的几个变量:社会、教育、父母之责，父母首当其冲。

教育高消费的群体冲动

中国人热衷于为教育买单。

医疗花费是不得不，教育花费是心甘情愿。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一处楼盘项目，因打出“名校全程进驻”的广告，而掀起了抢购热潮。虽然此承诺未能写进购房合同，但家长仍火热咨询，其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日前发布，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支出，则高达48万元；而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总成本，为49万元。

一个广州人给儿子从小到大做了笔“预算”，如果按照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名牌大学以及出国深造的成长路线，养育孩子需要100万元。其中的教育支出包括学前教育费用1.092万元、幼儿园学费10.2万元、小学教育费18.6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中学教育费用16.8万元(含3万元赞助费)、大学教育费用4万元和留学教育费用30万元，总计超过80万元。

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和教育机构形成一种合谋。教育学者杨东平说:“高教管理追求的就是那些数字和政绩。有人称之为‘教育GDP’，就是规模、速度、科研成果、博士点这些指标化的东西。”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约1020万名，比去年减少近4个百分点。有人认为，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是因为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不少学生因此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钢的说法是，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直接的原因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不断下降。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人数比去年增长4%，考生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将更大，预计每100个考生中有62个会被录取。高校扩招的盘子和总量仍在增长之中。

这似乎让家长和学生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上大学不再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毕业将迎来一个险峻的时期。

“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因果关系，甚至就整个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求而言，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位持这种论调的专家说，“大学以面向未来为使命。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和市场脱节，而是要求大学尽最大努力去揭示那些左右市场的因素和力量，为人们的未来生活提供更好的参考意见，或者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