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王炼利在离巴金仅几米远的地方高喊“打倒巴金”。38年后，再见巴金时，老人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系着鲜红条纹的领带，永远睡着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她握着一张巴金闭着双眼的木刻像，走出殡仪馆，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说真话，一定。”
然而一个退休女工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她深感到，在中国，学术研究已被当成待遇，而不是工作。搞学术研究成了“高层次”人的专利。
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有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她示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在发言完毕及时对身份作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脸变得比6月天还快”。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当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
“说到底，复旦还是在乎我的身份的！”她叹了口气。
真正以“女工”身份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在她看来，那是值得她终身纪念的日子:2007年11月19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她的身份，就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
当然，王炼利明白:这样的邀请，纯属这位教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情。
即便如此，她也知足了。10年前，她第一次到北京，站在从小就向往的北京大学门前，门口站着保安，她不敢进去。她怕保安问她干啥的，那样，她就得回答“女工”两个字。她暗暗发誓:自己终有一天要进北大，但不是这样进去。
“北大没进，进了清华，也不错！”她笑着说。
偶尔，她也会感念“女工”身份带给她的一点幸福感。因为“女工”，她被人小心地称作“自由学者”。她也足够“自由”，不用服从老师观点，不用担心越了门派，也不用在乎主流不主流，而只在乎“对不对”。
“女工”的身份还帮助她完成基层的市场调研。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假装想当保险推销员，参加了两三个月的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她就此写的关于保险的文章，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
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
几天前，王炼利来北京，从上海出发前，她仔细盘算着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住一天100元的房间，能住上10多天。她用这些时间拜访很多学者，介绍自己的文章。
这位被称为“工人经济学家”的退休女工，一心想成立一家依托数据的咨询公司。她开口谈的，是如何给民营企业指出“致富的路”。她写的文章，论述的是解决千万人住房问题的大道理。
她并不回避自己想“致富”的迫切心愿。她甚至很在乎“儿子结婚的房子是女方给的”。当然有时她也感到“自卑”，因而从来不会邀请经济学家朋友到自家的小客厅“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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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从玉华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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