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敬仁说，大家当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板块。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他突发奇想地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不如就叫行政权三分吧！”
在原先的设计中，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个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但出乎马敬仁意料的是，“部门越协商越多”，从最开始规划的3个决策部门，后来成为12个，最后变成了21个。
从这一点来说，最终的方案已经不再是当初意义上的“行政权三分”，改革也就此不了了之。据此，有媒体称深圳目前的综合配套改革是“迟到了6年的改革”。
“谁愿意自己的奶酪被动呢？”这位知情人士称。当年他曾经劝告市里的决策层，不要过早将这套方案公布于众，它毕竟要涉及许多局级领导的利益。
但这些说法均被蒙敬杭否认。他表示当时只是有个大致的思路，连拿到市委会议讨论都没有，“只是有些同志不谨慎地告诉了媒体”，结果引发过度关注，导致了改革的夭折。
不过，他承认夭折的原因之一是“行政权三分”的说法被外界误认为“三权分立”。按照深圳市社科院党组书记乐正的说法，当年的改革，“是被你们媒体给炒糊了”。在此次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没有再出现“行政权三分”的提法。
“谁让他们那么高调呢？”深圳市政府一位局级干部快人快语地评价6年前那场夭折的改革，“这样的事，稍微一传出消息就会人心惶惶，反而不利于改革，而且这根本就不适合拿出来公开讨论。”
或许因此，蒙敬杭拒绝透露这次综合配套改革中有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具体实施计划。“这是高度机密，连有的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公布就会在两个月内迅速完成。”
“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改到自己头上来”
5月18日这天早上，蒙敬杭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后，首先通过秘书转告给了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不过，他坦言，市委领导并没有如记者想象的那样“情绪激动”。
“是担心改革受阻吗？”蒙敬杭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表示，当然会有阻力和困难。这位改革方案的主笔甚至开玩笑说:“肯定有人在背后骂我，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颇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一向乐于讨论政府施政路径的深圳民间，对此次的改革方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热衷。自称“深圳主义者”的观察人士老亨用“大好事”来描述这个方案的意义——这是对深圳的一次全新定位，不再局限于经济特区，至少是包括了社会改革在内的综合特区。但他同时怀疑，改革政策能否具体地落到实处。
在深圳市政府服务大厅前，一位姓张的商人告诉记者，自己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改革方案启动的新闻。这位广告商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能不能改下去呢？毕竟涉及那么多人的利益呀！”
至少从表面看来，如今的深圳市政府内部十分平静。但一位政府官员用“暴风骤雨之前的平静”来形容眼前这种谨慎而又敏感的气氛。他压低了声音说:“今年经济形势这么差，你看全国哪个地方改了？”随后，他又引用“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位原本答应接受采访的公务员不知何故临时拒绝了记者。“你现在找谁都不会跟你说。”一位内部人士说，“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改到自己头上来。”
据分析，受影响较大的可能是区一级政府。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目标。中国城市现有的结构为“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和社区，前两者为行政政府，后两级为政府派出机构。外界推测，深圳将逐步取消区政府，将它也改为政府派出机构。
对于这一变动，蒙敬杭表示并不会立即施行。据说政府内部已开过数次动员会，宽慰改革将涉及的公务员们，待遇和级别并不会改变。
“我们只做不说，或者做了再说。”一位官员以此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曾参与深圳市事业单位改革，经受了不小的阻力和压力。
无论如何，深圳涉向深水区的马达已经发动。5月的最后一天，深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贯彻改革方案的工作会议。市委书记刘玉浦表示要把推进改革的情况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工作不得力、不负责任、影响进度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如今的改革早已不是30年前的改革了。当时是一片荒地，随便撒播点儿种子就能发芽。现在再想提高粮食产量，可不仅仅是浇水施肥或者改良种子那么简单。”一位内部人士意味深长地说。
|
编辑：
李志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