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人将法国企业界的一句名言送给“榨干机”任正非:“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很阳光，很“姚明传奇”、很“白马王子”的李彦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因为“三鹿公关百度事件”，“央视曝光竞价排名丑闻”，“百度涉黄风波”，他被称为“互联网三聚氰胺的炮制者”。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中国潜规则和最擅长中国潜规则的人”。

一夜间，这个“宏粉”无数、又红又专的IT界最富有的人，成了“灰色地带掘金的灰色人物”。

不得不提中国首富黄光裕那颗凌厉的光头，曾经它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黑社会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当这些公众眼中的企业家明星们突然“崩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审视他们为何如此。

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汽车疯子”亨利·福特悬赏2.5万元，征求有办法让他在每一台汽车上节省一个螺钉和螺帽的人。正是这种没有止境的技术创新，让他拥有了汽车王国。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的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的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责任、财富良心、慈善是这几年的流行词。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半径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