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痴呆，已经进了老人院，二儿子44岁，就住在对面那栋楼里。她还记得生二儿子的时候正值“文革”，生了三天三夜，她差一点和儿子一起死去。
现在，熬过了苦日子，却也迎来了孤独。儿子家离她只有几分钟的路，但难得来见她一次。除了频频来访的推销者，几乎没有人会敲她的门。
六十年的生活，一笔勾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图寻找胡建玲在上海的亲朋好友，但这样的寻找近似大海捞针。
上海市民的户籍信息系统里，户口本上只有胡建玲一个人的名字，再无其他兄弟姐妹和儿孙子嗣。她的丈夫在2003年去世，母亲在2008年去世。5月17日，这个户口连同“胡建玲”的名字被注销。
胡老太的继子和继女登记在案的固定座机号，一个是空号，一个得到的答复是“打错了”。而她曾辗转居住的地方——耀华路西张家宅、雪野新村、上钢新村——或已为马路的拓宽让道，或已彻底从上海的地理版图上消失。
按照履历，胡老太曾是上海浦东船厂的工人。浦东船厂的现职人员显然没有兴致从繁缛的人事资料库里打捞一份上世纪的档案，草草地敷衍道:“都退休十几年了，老同志找不到了。”
安利公司可供查询的人事系统里，同样找不到“胡建玲”的名字。她已经死去两年多了，而安利公司的惯例是，一年不续卡费者，3个月后自动注销账户。
六十年来生活的痕迹，随着不为人知的死亡，烟消云散，杳无踪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办理胡建玲一案的浦东新区东明路派出所，希望获知胡老太家人的联系方式，被告知街道派出所接受采访须浦东分局批准；找到浦东分局，被告知分局接受采访须上海市公安局批准；而上海市公安局给出的答复是:中央级媒体采访胡建玲老太太一事，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准。
最终，在闵行区殡仪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了胡建玲家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地点是上海郊区，一个叫淡家巷的地方。
没有追悼会的记录。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她一送过来就火化了。
十天过去，她的骨灰仍寄放在殡仪馆。镶玉的漆黑骨灰盒旁有一个儿媳和孙辈送上的袖珍花圈，盒上没有她的照片。
5月27日下午，胡建玲的亲生儿子接到记者电话，他不愿意开口说什么，只小声说一句“谢谢了”，即挂断电话。
他有一份足以让上海大部分白领仰视的工作。据金光新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他十多岁那年父母离异，他跟了父亲，和母亲的往来不多。极少数时候，他会去看看母亲。在2007年的年夜饭后，他再也联系不上母亲。他想着母亲去外地了，也就作罢了。
事情发生以后，他在公司很尴尬。
记者又拨通了胡建玲前夫的电话，他一听是记者，便扣掉电话。再打过去时，他用一个近乎恳求的语气说，不要再打扰他们。
他们希望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死者长已矣，活人还想过清静日子。
这个生活在上海边缘的女人的命运，很快会被时间的橡皮轻轻擦掉。居委会书记陈华菊所说，这只是一个太极端的个案，并没有多大意义，“一阵风，过去了，就过去了”。
金光新村里，一度喧嚣的对胡老太之死的讨论正在冷却。关于胡老太的种种流言越传越模糊。
5月27日，金光新村176楼“平改坡”工程结束，脚手架被拆去，乳黄色的楼体配上红殷殷的顶盖，看起来生机勃勃。
102室依旧荒在那里。天井里，水仙牌“大霸王”洗衣机和空调上铺满了长久不被理睬的灰尘。门外，主人种的一棵枇杷树，枝叶很旺，几乎探到二楼窗户。路过的年轻人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偷摘树上的枇杷吃。
二楼那位曾经在胡老太天井里捡过被子的男主人，每天都把胳膊肘以夸张的姿势倒提着，去揿自家202的门铃，生怕触到102这个键。
而上了年纪的人经过她家门口时，有时还会表现出愤怒与悲哀。在这个庞大的老龄化社区，死亡并不遥远。他们无所顾忌地大声骂，骂居委会的不作为，也骂人情的冷漠。他们还骂自己是“草包”，没本事，心里藏不住事情，喜欢管闲事。
除了让小区里增添了一些阴翳，胡老太就那么不为人知地蒸发掉了。而且事后看来，她似乎从未在这个人世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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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华蕾
编辑：
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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