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现在年轻的一代开始听摇滚乐时，他们更可能先去听国外的，或者国内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乐队的，他们对你的认识，往往是一个符号性的认识。

崔健:这是肯定的。年轻一代不听我的是应该的，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出来的。我们希望年轻人有个性。

年轻人和老一代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年轻人可能是世界公民，希望获取世界的所有东西，但是，要是你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你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一无所有》之所以在当时有个性，因为它是本土化的。我们愿意保住这些本土化的东西，并非想获得更多的名誉，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写自己的故事，和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关的故事。但，谁也不能代表这个时代。

现在老有人说80年代？这是炒作出来的。80年代是什么东西？我说80年代就是一种白日的梦。如果到现在都没有坚持下来的价值观，那就没什么可光宗耀祖的。

这种年代的区分，这样的划分确实又无聊又矫情。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实际上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

为什么我们要区别于80年代出生的人？就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吗？有人说，你们那时就文革了，我们直接进入了改革开放了……认为经济的变化才能真正影响人的思想的变化。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不上什么话。其实无论是60年代生人还是80年代生人，我们共同面对的是共同的文化体制，这个体制决定你什么能够公开，什么不能公开。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经济而变化，所有变化都是被动的变化。我们的后代在被奶制品毒害着，被行业的潜规则毒害着，不少官员拿人民的生活当儿戏。奶品毒死孩子有人起诉——但音乐毒死灵魂有人起诉吗？

人物周刊:你提出来“真唱运动”，现在已经6年了，你觉得这六年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果？

崔健:最主要的成果是，我发现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性。人们已经太长时间不听真的东西，觉得真的东西变成一种邪恶了。这个演艺行业就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没有音乐家。现在真实的表演只限于摇滚乐了。真正能够证明摇滚音乐价值的，就是现场演出。

但摇滚乐没有专业的演出场地，除了北京一些酒吧，别的地方基本没有。像我们在香港hardrock演出，堂堂这么一个东方明珠，没有摇滚场地，我们是在饭馆里演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真的，就是前几年。我不希望中国大陆也成那样，硕大的一个国家，到最后音乐家在饭馆给人演出。你说中国开放，但是没有演出场地——这都是笑话。

人物周刊:那就是说你觉得这6年的真唱运动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崔健: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病态，我们都已经病入膏肓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有那么多东西值得批判，早就应该有人站起来，为什么等毒死人了才站起来？非要人进医院了才站起来？我前两天听说演艺圈的一件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演员亲自跟人谈判，说你让我演戏吧，我就跟你睡觉，已经连经纪人说话的那种含蓄都不要了；还有人送自己女儿跟导演睡觉。都成了这么一帮人了，灵魂都跑哪去了？浅薄的东西是不会死人，但它是非常坏的，它杀死一代人的灵魂，但是有人站出来吗？

你不要以为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他们自己，什么老了没人理你了，你着急了，你要弄点事，这才是狗眼看人低呢！一个公民，看到社会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得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你跟小姐没什么区别，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