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江泽民同志也曾作为“一汽”职工在“吉尔”实习。据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回忆，江泽民同志由于具有国内正规大学毕业的背景，加上个人勤奋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充分掌握了俄语技能和业务知识。
节选自《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单刚、王英辉著
江泽民在“吉尔”实习期间与同事们合影(右二)
从“吉尔”到一汽
汽车工业，是带动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龙头。汽车工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表现。
因此，建国伊始，中苏两国政府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视。在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四十五个项目中，“一汽”项目的规模仅次于鞍钢。
规划中的汽车制造厂选址于长春，年生产能力为三万辆，被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是以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为蓝本建设的。李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其前身为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吉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一汽”的设施规划、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鉴“吉尔”，生产设备则是由“吉尔”的专家们专门设计、购买、制造的。“一汽”几乎可以称为“吉尔”在中国的姊妹厂。
曾在“吉尔”工作过的刘经传这样描述苏联专家们为“一汽”设计的现场:“整个设计大厅热火朝天，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苏中友谊万岁’、‘为了一汽’等等。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认真。图纸上的俄文字句旁都要留出中文译文的空间。他们经常把我叫到图桌旁咨询，问图纸和文件是否能看懂，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中国同行看得懂。美术师曾将车头上‘解放’标徽旁的图案给我看，问是否具有中国风格。”
1953年，承载着中国汽车人无限希望与骄傲的“一汽”破土动工了。
现代化的工厂需要专业人员来管理，先进的设备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操控。为了帮助中国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厂的潜能，苏联方面建议中方早派、多派人员到“吉尔”实习。
1953年4月，第一批八名实习生走进了“吉尔”的大门。
走进车间，眼前的景象令观摩者感到震撼。
在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巨大的机床发出轰鸣，自动完成原料充填、加工、传输的过程；在生产线上，几十台机床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在操作台上按电钮，被加工完毕的零件就不断流出；总装配线上，仅用两分钟就装成一台汽车。一名司机神气地跳上汽车，汽车喇叭一声长鸣，车就开走了。
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到了苏联同行毫不保留、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也曾作为“一汽”职工在“吉尔”实习。据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回忆，江泽民同志由于具有国内正规大学毕业的背景，加上个人勤奋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充分掌握了俄语技能和业务知识。作为实习生党支部的干部，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关心体贴同事们的生活，同时也严格督促大家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告诫大家不仅要学习，更要在学习中创新，要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重点在“先进”二字。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则作为“一汽”最后一批实习生的带队人，于1956年至1957年间在“吉尔”度过了学习和工作时光。
1956年7月，在中苏两国人民期待的目光中，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了。当时正在“吉尔”实习的王少林撰文写道:“1956年7月15日。这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晨在报纸上读到，在我的祖国，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汽车。这个快乐的事件不能不使我激动，在高涨的情绪下度过了这一天。七月十六日，当我刚刚跨进我工作的办公室的门槛时，所有的苏联同志都站起来欢迎我，热烈握手并高声说着同一个词‘解放’。晚上，当我拿着《真理报》回到宿舍时，苏联朋友向我和我的同胞表示祝贺。另一天，当我参观汽车部件厂和化油器厂时，上至工厂领导，下至工厂警卫人员都向我祝贺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胜利。”
“一汽”的顺利投产，是中苏两国汽车人共同的骄傲。
“一汽”从1953年奠基到1956年下线，仅用了三年时间。它的规模和水平在当时亚洲达到了领先的水平，将与世界最先进汽车生产水平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六七十年，打下了我国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建厂后的三年内，“一汽”开发研制了包括“东风”、“红旗”在内的十四种新产品。其中红旗轿车以其优越的性能、舒适端庄的车身造型，被选用为政府礼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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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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