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司法要沦为执政者打击异己的工具吗？

网友评论()2013.09.10 第54期 总第54期 作者：勤耕

图注：王金平，现任台湾“立法院长”，被岛内舆论称为“政坛长青树，立委不倒翁”，日前，台湾当局检方特侦组开记者会公布，王金平与法务部门负责人曾勇夫卷入司法关说（说情）案，此案在台湾政坛引起重大震撼。

特侦组虽隶属“法务部”，但其首长为“检察总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产生，有任期限制，所属检察官有一定资历，受“检察总长”之指挥。其办案可以跨越各地检署之地方辖区，不受地域之限制，对侦办的案件可径行起诉，不受检察一体原则之拘束。

另依照《刑事诉讼法》、《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之相关规定，检察官要办案需签侦办案号，欲对侦查对象实施监听，必须根据侦办案号，才能向地方法院申请监听票，且为避免过度侵犯隐私，法律规定最低本刑三年以上之重罪才能实施监听，否则即属违法监听。

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即信誓旦旦表示在担任“总统”任内，绝不违法监听。（过去台湾违法监听太泛滥），我们都以为马英九说到做到，因为他所学法律，又做过“法务部长”，本应知法守法，没想到最近爆发的王金平院长监听案，让我们感受到“总统”、“行政院长”恣意操控检察体系滥权监听的现象，使司法再次成为“执政者滥权、打击异己的工具”，9月6日特侦组罕见地请记者媒体“切勿错过”采访的机会，这种方式如同“政敌对斗”要发布对手致命丑闻般的手法，令人觉得台湾的政坛、司法界将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特侦组以“立法院长”王金平为民进党“立法院”总召柯建铭关说切入主题，以柯建铭与王金平的通联内容、王金平与柯建铭及“法务部长”曾勇夫曾在同一时间在一个地方出现、对柯建铭处分不起诉的“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林秀涛的访谈笔录，以及王金平曾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勇夫及林秀涛的“直属检察长”陈守煌等事由，作为王金平涉嫌关说之左证，但从未公布王金平与曾勇夫及陈守煌之谈话内容，且未对涉案当事人王金平、曾勇夫及陈守煌约谈查证。

特侦组以前述调查内容作为事证，将王金平、柯建铭、曾勇夫、陈守煌同时移送“监察院”，要求“监察院”弹劾曾勇夫及陈守煌接受关说，另一方面，却认为对王金平及柯建铭无法定罪，令人觉得质疑的地方如下：

（1）特侦组的工作执掌内容，除侦办刑事案件外，可否兼办行政案件？移送“监察院”弹劾属行政处分，并非特侦组职权及工作范围，所以特侦组将全案移送“监察院”，是否应视为违法行为？

（2）检察机关实施监听行为，为避免过度侵犯人民隐私，所以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特别规范，可实施监听者，为最轻本刑三年以上之罪，试问柯建铭、王金平所犯者是最轻本刑三年以上徒刑之罪吗？显然不是，就连特侦组都表示无法对他们定罪，那么特侦组侦办本案的法源何在？是否为打击异己而恣意监听？一旦监听到异己有违法之嫌，随即上报“总统”，在尚未侦查终结即抛出来震撼政坛？是否逞一己之快，而藐视基本人权？

（3）本案的正当性存疑？！特侦组要启动侦察王金平为柯建铭向“法务部”关说案，在内部启动调查时，应该要有侦办案号，本案至今尚未看到案号，特侦组有责任向社会公开案号，特侦组内若没有本案侦办案号，还对外宣布此案侦查内容，欲陷人于罪，就如同政府要订人于罪，在政府里却没有立案，如何定罪？政府公部门和司法机关办案，都需要立案，才能对人民行使公权力，若没有立案，如何行使公权力？本案的正当性实令人存疑。

（4）本案特侦组若没有案号，当然就无法以侦办中案件向“地方法院”的法官申请监听票，过去威权时代，警察、调查局的调查员、检察官、宪兵调查组都可以任意对可疑对象展开监听，使监听成为政治上打击异己及侵害人权的工具，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所以在民意要求下修监听法，对军、检、警、调等单位要求他们对台湾人民，包括官员、民意代表进行监听，一定要报请“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意，多一层把关以保障民众的权益，遏制滥权监听的可能性。

所以本案特侦组必须公开向人民报告，监听王金平、曾勇夫、陈守煌等人是否取得监听票，否则那是货真价实“白色恐怖”的违法监听，若滥权监听属实，特侦组即违法，何况特侦组违法监听的对象，层级高达台湾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院长”、主管检察体系的“法务部长”，以及“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如此胆大妄为，今日特侦组的公信力何在？更何况依法规定，违法取证，不足作为司法审判之依据。

（5）特侦组及检察机关依刑事诉讼法之规定，侦查中案件不得公开，特侦组对于本案未移送司法机关，表示仍未完成调查，尚停留在侦查期间，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怎么可以向马“总统”报告，此行为即涉犯泄密罪，又开记者会公开此案内容，更是公开泄密罪，请问这泄密罪，台北地检署要不要主动侦办？而且特侦组知法犯法的行为，在未侦办确认他人之罪前，公然指责他人犯罪、侵犯人权，是否构成加重公然泄密罪及诽谤罪？值得法界三思。

（6）特侦组被赋予高度的司法权，更应审慎的使用侦查权，在对一个案件的侦查审理要实事求是，证据充分才可以据以起诉或移送，本案的当事人王金平、曾勇夫、陈守煌有没有被针对此案“侦讯、复讯”过？显然没有，被指为违法关说的主要“嫌疑犯”未经调查，即入人于罪，恐怕是司法史上罕见的“创举”，这种办案的手段及行为，怎能做全岛检察官的表率，其草菅政府官员及民意代表的政治人格及政治生命，有谁能“制衡”？有谁能“检讨”他们？有谁能“处分”他们？否则不是成为台湾的司法怪兽吗？

对马英九而言，王金平出国以及为何出国，想必马英九早已知晓，而他又早已知此监听案，却选择王金平出国后两小时发动攻击，（特侦组若未报请马英九并获支持，怎敢开记者会？），使王金平没有办法立即为自己辩护，却又要求王金平立即回国说明，他明知作为父亲为了低调不在台湾为女儿办婚事，还要远避到外国一个小岛去办，怎么可能在没有为女儿办好婚礼之前回国，这未免太强人所难，而王金平为女儿的婚事回国后，不到15小时内（包括晚上睡觉时间），国民党党纪即要对王金平“开铡”、处分，让王金平无法充分向国民党及国人说明此事。

另外，在王金平尚未回国之前，马英九已透过“考试院长”关中放话要王金平自动请辞“立法院长”，又透过“行政院长”江宜桦放话王金平“立法院长”宝座恐怕不保，又透过“立法委员”放话“立法院”又不是非王金平不可……等等，无异在王金平无法响应之下，大肆对王金平展开各种无情的放话及攻击，令人觉得马英九就想藉此欲除王金平而快之。由此种种显示出马式处事风格，不合情、不合法、不人道，令人觉得他不是一位有仁道的领导者，反而像是一位非立即整肃异己不可的领导者，对他透过“行政院长”江宜桦施压“法务部长”曾勇夫辞职之事，曾勇夫说他接到王金平电话后，并没有转向陈守煌“检察长”及林秀涛检察官施压关说，怎么能说他是关说的“部长”而要他下台？所以他非常坚持他是清白的，这个司法铁汉含泪离去的背影，如同在泣诉马英九及江宜桦的行政权对他的“施暴”。而马英九透过江宜桦逼曾勇夫下台，真正用意就是以此作为逼王金平下台，或者用党纪开除王金平党籍，使其丧失“不分区立法委员”资格，继而丧失“立法院长”资格，这种做法和马英九遇事软弱，裹足不前，优柔寡断的风格，似乎突然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让人不得不重新打量，原来“政治”“斗争”使人会疯狂，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