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取消中墨航班 做法无可非议细节有待考量
2009年05月05日 07:56凤凰卫视 】 【打印已有评论0

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那在当今的中国,经济飞黄腾达,人人丰衣足食,所以究竟还有多少人,还记得90年前的““五四””运动,究竟其意义和宗旨为何?那对此,我们请凤凰网做了一个特别的民调,那在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有3175张选票当中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救国运动的占20%,是新文化运动的占17%,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占多数48%,而是政治运动的占15%。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90年前的““五四””运动?我们请邱先生为我们提供,他个人的看法。

邱先生有一位网民,他特别留言,在这边他说了““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牵头,以至全国人民都参加的爱国运动,反帝国列强、反封建思想,希望中国强大,不受欺负,其他的只不过是后人的想像而已。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想像一下那究竟您如何看待当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有哪些传统认知和疑惑?而之后的““五四””运动又如何变成我们刚刚稍早前提到的几个选项?

九十年后:我们如何看““五四””?

邱震海:对,这个“五四”运动确实距离现在90年,那么这个在90年后看“五四”运动,包括在90年当中我们许多,之前我们很多的人看“五四”运动,都有不同的角度。那么里面有救国有爱国,所以刚才那位观众,当然这个爱国一定是对的,而且反帝反封建,而且是反对当时列强的瓜分,我想这一定是“五四”运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不仅仅只是这些元素,“五四”运动它有它更加深厚的内涵,其实一言以蔽之,我认为“五四”运动它当时试图解决,但是后来没有解决90年以来到现在也没有一直解决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中国为什么现代化步履维艰?中国为什么当时在,我们知道中国在1820年以后整体的衰败。

姜声扬:下滑。

邱震海:下滑。那么到1840年到了低谷,到了1860年代以后,由李鸿章当时他们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当时无论是这个江南制造局、洋务运动还是搞北洋海军搞了三十年,但是最后又是全军覆没,最后我们的近邻日本反而起来了,跟中国同时起来了。日本又起来了,然后中国还是衰败。

所以对当时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有许许多多的困惑,第一,他们首先认为首先是我们中国在技术上不行,就是器物,中国所有,所有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所以在器物上、在科学技术上,也就是说纯技术层面要追赶西方。然后发现纯技术层面追赶西方还不够,后来发现这后面还有很多制度的问题,有社会制度,有很多我们的经济管理制度,有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当时包括慈禧为首的一些清朝的统治者,都部分的已经有所认识,所以在清朝的最后的十年,有了清朝的新政,清末的新政,试图来引进些西方的所谓的宪政民主。但是由于历史没有给清末的统治者以太多的机会,而且确实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了。再加上当时有许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要推翻这个2000多年一个封建的王朝。所以后来有了1911年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基本上是全方位的要尝试引进西方的宪政民主,至少这个框架都已经搭起来了,请注意我讲的只是框架,这只是皮毛,但这个皮毛很重要。这说明当时的一些中国的救国志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已经从原来洋务运动,就第一次这个中国现代化运动器物,重视器物,重视技术层面,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

然而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清末的新政的十年,还是后来“辛亥革命”从1911年到1919年那个八九年时间,也是步履维艰,再后来又出了很多北洋军阀。说明如果你纯粹是一个框架,纯粹是搭西方民主、宪政民主一个框架,而没有在后面根本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反思、有所更新、有所脱胎换骨的话,那么从器物到制度只不过是框架上的更改,而你本质没有更改。

那么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于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就认为这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你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上为什么有兴衰有覆灭,为什么有朝代的更替。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就认为,这与其说是制度层面,还不如说是文化层面。

所以从技术、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又到文化,这是在清末可以说四五十年时间里面,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所以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这就是“五四”之前的,前四五十年背景,到了后来有了“五四”一代人,有陈独秀、有胡适、有鲁迅等等这些人,所以基本上就出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从我们今天90年以后的历史,重新回过头来看觉得很激进,因为他要取消白话文,取消很多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当中的东西要全部由。

姜声扬:取消文言文。

邱震海:取消文言文,Sorry,取消文言文全部由白话文来替代。

姜声扬:对。

邱震海:也就是取消许多,今天我们现在看起来本身并没有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许多东西,那么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起来,他们有种急迫的心情,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希望能够再造中华文明。

姜声扬:是。

邱震海:他认为这个中华文明出了问题,如果不造中华文明的话,我们哪怕改器物、改框架、改制度都是没有用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另外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就是当时中国已经衰败不堪了,当时从清末开始,中国已经是,完全已经处于被列强严重瓜分的地步了。

那种情况就是今天你会听到河南被瓜分,明天你会听到青岛被瓜分,那我这个是一个比喻。就是已经时不我待,已经容不下你,慢慢的去进行中华文明,几千年文明一个再造的过程,已经容不下你,慢慢的可以对你的几亿国民,进行慢慢的一个启蒙的过程。

姜声扬:等不及了。

邱震海:等不及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许多的知识分子他有一种焦虑感,有一种急躁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当时有了1914年到了1918年一战结束,中国是作为一个战胜国,但是中国战胜国它青岛的权益,本来说在德国战败之后应该原封不动的归还给中国,但结果就给了日本。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几乎是一个任人宰割的一个羔羊,虽然你是一个所谓的战胜国,你又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心中的一种救国之心,一夜之间就被点燃了,但这种点燃就像刚才那位。

姜声扬:网民。

邱震海:网民所说的那样,其实表面上看是反对列强,表面上看是这个,在那一刹那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其实它背后有我刚才铺排的这四五十年一个整体一个背景,以及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实许多的国民,尤其是其中的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他有一种非常非常的焦虑感。那么这种焦虑感而且是时不我待,没有时间允许你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衍生出来了,我个人的浅见认为,就刚才我们的几个选项,一个是爱国运动、救国运动。

姜声扬:救国运动。

邱震海:那个是当下之急我们一定要救国。

姜声扬:是。

邱震海:另外一个就是胡适他们提出来新文化运动,要再造中华文明,那么再造中华文明,它只是对中华文明进行改造、进行推翻。但是在推翻的同时,他一定要引进一些新的血液,要架构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他们认为除了西方一些框架型的宪政民主之外,它有个西方现代化的一个精髓,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精髓就是民主和科学,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姜声扬:是。

邱震海:但是很不幸的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全部完成,救国运动、救亡运动当然没有完成。当然它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处于帝国主义的列强的瓜分,瓜分的前夜或者已经被瓜分了,所以你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你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明,你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面全部再造。而且再造你不是,注意当时中国的国力是整个往下走的,是衰败的一个过程,不是像现在我们是上升期。

上升期容得下你慢慢的来做,所以我认为其实时间也不是很多。再加上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西方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理念,嫁接到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它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前面三个过程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完成。

于是在那种情况下,这个“五四”运动也好,或者由“五四”运动所代表的它那种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救亡运动,它就不可避免的走上了一种政治上的一种道路,走上一种政治运动。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那种时不我待,非常急迫的情况下看起来只有政治运动,只有引进某一些体制,引进某一些思想和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迅速的给中国一种救亡之路。

所以在当时据说在有一些大的学者,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争论,有一个学者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兴建国民教育,要慢慢的给我们几亿同胞以非常的启蒙式的教育。但是康有为就说,我们现在已经等不及,现在列强瓜分在即,我们需要的是马上能够行动起来,所以你由此可以折射,当时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还是很同意有一位艺术家,陈丹青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有一种同情的眼光去看当年的“五四”运动。它当时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站在我们今天90年以后,我们很难去责备我们的前辈们,你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完成,没有完成那个。

姜声扬:是。

邱震海:但是整个这场运动没有完成,导致最后你看从“五四”运动以后,按照我们以前传统的,我们政治教科书里的说法,就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仅仅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后边还引进了,包括国民党他整个的三民主义,重新的成为一种建国的纲领,所以有了后来这个国共的,也可以说是内斗。

这个国共的内斗说实在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在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仁人志士,为了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实在共同寻找一种共同的救国之路。只不过大家理念不同,你用三民主义救国,我用共产主义救国而已。非常遗憾的是,打了几十年,到了1949年以后还在打,到现在21世纪的初期,我们才真正的实现了国共的和解,但国共和解实现了,但是在台湾内部已经有了一个“台独”的思潮。

姜声扬:是。

邱震海:这又是历史给中华文明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新的课题,但是与此同时,五十年前留下的一个课题,依然没有完成。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整个的国力是上升了,跟当年是下降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永远不要忘了,现代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有两个过程。一个是物质现代化,一个是精神现代化。

姜声扬:是。

邱震海:我们现在物质现代化只是刚刚开始,而我们的精神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开始。

姜声扬:是,这个当年的“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90年后,留下了一个课题我们还没有解决,那未来90年能不能解决呢?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请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

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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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时事开讲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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