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题发挥是否有说服力

也许，把寻找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说成"借题发挥"，是有欠厚道的。不过，我觉得如果把诺贝尔奖的历史复习一下，那么，不管是把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看成社会政治制度的失败，还是把获奖看成社会政治制度的成功证明，可能都难以经得起检验，而这两种看似反向的思维，都有把获奖视为社会政治制度副产品的嫌疑。

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39年为止，德国经历了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时代，中间有14年为魏玛共和。39次颁奖中，德国获奖人数达到37人，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从1901年到1990年，俄罗斯经历了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对诺贝尔奖所有奖项均有所获，得奖人数将近20人，其中物理学、化学、医学和经济学奖项有12项。

当然，美国、英国、法国也是诺贝尔奖项上的常客，尤其美国在二战后赢得的奖项之多，在国别统计中所占的地位可以说是压倒性优势。

我想，诺贝尔奖的历史可以表明，是否获得诺贝尔奖确实可以作为国家科学发展水平的一个指征，但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可能有多种影响因素，而未必是社会政治制度一个因素所决定。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这两个被认为有很大预选价值的奖项，也未必不是产生在各种制度条件之下，而是很大程度上授予各种条件下的价值坚持。

如果认为社会政治环境如何，将必然可以使诺贝尔奖颗粒无收，或者能够使诺贝尔奖不断收获，这可能是过于简单的想法。这就像把奥运冠军无所收获或收获丰硕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证明材料一样。

我绝不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文明进步或者科学发展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我坚定地认为，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人的精神的发展，对一切依托于人的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不是能直接用是否获得某个奖牌来证明的。

如果有人把奥运金牌是否获得当成国民是否健康的指标，那么必然也会有人为了证明国民十分健康而巨量投入以获取这样的证据。同样地，如果有人把是否获得诺贝尔奖项视为社会政治制度是否优秀的指标，恐怕也必然有人会不惜血本"拿几个奖给你们看看"。这就像如果要把SCI和SSCI作为评定学术的攻关指标，那么国际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表量也能不断上升一样。你要把不得奖牌作为否定成功的标准，就会有把得奖牌作为攻坚战的行动。这样的焦灼纠结，是反向的"借题发挥"可能形成的一种效应。

生活比诺贝尔奖更重要

诺贝尔奖焦虑，实际上是无意义的。不管哪一个奖项，都是如此。

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无须为了得奖而表演自己的姿态，也无须因为不能得奖而诅咒评奖的不公。他按照自己相信的去写，按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去写，这就够不错了。人们无须为了中国文学得奖不得奖而特别着急，得奖如何？不得奖又如何呢？是否真的就能够改变中国精神的品质，是否对你的精神生活具有实际的影响？精神世界是每一个人负责于内心的，米兰·昆德拉和哈维尔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确实拥有精神的坚持，也足以成为捷克文学的骄傲。无论个人的精神还是民族的精神，诺贝尔文学奖可以立起标杆，但也不是唯一的标杆。

科学并非个人的事业，现代科学已经成为一种体制性的科学，研究项目、经费获得、实验条件、研究群体，这都不是个人兴趣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科学又与科学家的创造力有关。一个科学家获奖，不仅是对其个人的奖励，也确实会增强国民的骄傲感和国家的荣誉，如同运动员获得奖牌既是个人的荣誉，也能够对国民和国家带来荣耀一样。即使是这样，科学荣誉的重要性，也远不如每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如同奥运奖牌的重要性，不如每个人自己的生活。

这不是要倒置"崇高事业"与"庸常生活"的位置，而是希望把事情归置到自然和正常的状态。自然的状态，是科学与运动可以作为个人的最高目标，但不应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目标。正常的状态，是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应是他幸福的来源，让每个人拥有生活的尊严和自由发展的条件，胜过任何奖牌带给国家的荣耀。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曾获得举世瞩目的奖项，不曾拥有辽阔的国土、强大的军力，但仍然足以成为受尊重的国家，其国民仍能体验骄傲和自豪。当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国民，确实具有在各方面获得荣耀的可能，但与任何一个国家一样，荣耀首先仍来自国民生活的幸福、自由和丰富，而不是越过这个基础去谋取荣耀的标签。

经常获得诺贝尔奖能证明第三帝国、沙皇或者苏联的成功吗？获得很多奥运金牌曾经改变过苏联人或者东德人自我的真实评价吗？而与此同时，生活与之相对的世界中的人们，判断自己所处社会的状况时，依据的又是否来自于哪一个奖项呢？

一切都可能被"借题发挥"，不可改变的真实，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0期，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