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了阿根廷的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GDP看起来很好，当时的总统梅内姆被美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典型到处演讲。但随后阿根廷就有了经济危机。因为，其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负债和错误价格基础上的。

在斯蒂格利茨举的例子中，最荒谬的一条是“监狱经济”。他说，美国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比其他发达国家多出10倍以上。与监狱有关的花销被计入美国的GDP；但是，从社会福利的标准衡量，（监狱人口多）显然是生活质量变差了。

实际上，库兹涅茨早就预言了他自己创设的这种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他曾对国会作证说，（这种指标）既排除了做家务等无法计价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又不能计算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损耗，因此一个国家的幸福与繁荣几乎不可能由这个指标来表现。

对于最近美国GDP数据好转，斯蒂格利茨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的原因是政府鼓励买车，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只是短期行为；随着这项政策刺激作用减弱，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将重新趋缓，明年可能会继续减缓，将会出现“第二次下跌”。

寻找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因为不满于GDP概念的缺陷，去年在法国政府的倡议下，24位经济学家、科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致力于制定一种能够更加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斯蒂格利茨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担任主要顾问。

“通常使用的衡量标准——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意味着一种取舍:人们只能通过牺牲增长来改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一个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斯蒂格利茨为英国《金融时报》的撰文中，这样介绍这个委员会的初步研究成果。

在回答CBN记者“如何改善国民收入评价系统”的提问时，斯蒂格利茨表示，将收入平均值与中值对比（以衡量“穷人”的相对数量）、人均储蓄或负债数量、公司资本的增值还是贬值、失业率、医疗、教育等指标都非常重要。

阿玛蒂亚·森认为，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取代GDP的指标。他建议以多项经济指标为综合衡量标准。在这个综合数据库中，GDP仍是关键指标，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也将加入其中。

实际上，联合国早已试图用指标方式评估各国的生活质量，并编制出基于死亡率、文盲率等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阿玛蒂亚·森也参与“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不过，这一指数目前还远没有成为GDP的替代品。

长期以来，GDP已经成为各国倚重的宏观经济指标。不过，目前这种情况也有扭转的迹象。

斯蒂格利茨此前一天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演讲时认为，中国在评价成功时，应该更加重视一些其他指标，包括考察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绿色净国民产出；社会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有关社会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以及预期寿命、教育程度等。在诸多关于如何改进GDP的意见中，斯蒂格利茨特别强调了就业指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