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先披露贵州习水县干部嫖宿幼女案的记者陈强表示，为此案他卧底习水县六日，经历了“从业22年来最艰难的一次暗访”(5月9日《武汉晚报》)。何以称为“从业22年来最艰难”？ 据称，早在陈强去采访前，就有其他记者前往习水调查，但都“没有人愿意说出真相”。而陈强在临行前上网查找资料时，却发现相关网页要么已被屏蔽；要么就是只有标题，内容已被删除。在深入习水后，陈强同样无法接触到真相，无奈之下，他只好装成嫖客暗访，才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描述至此，艰难已见端倪。这哪里是记者在采访，分明是福尔摩斯在查案。可是，当记者们成了福尔摩斯时，真正的福尔摩斯又去干什么了呢？

回味事件的前前后后，其实本不应该这么艰难，也无需记者去和福尔摩斯抢饭。据陈强介绍，“报道中用到的事实，主要是引用官方提供的材料”，这意味着当地官方早就掌握到了一定的事实真相。到底出于什么考虑没向外界公布？网上那么多信息又是谁删除的？

有人说，“保护未成年人，我们无处中立，也没有资格旁观”。我们从没想过中立，也从没想过旁观。问题的关键是，在现实情境下，我们所做的只能是道义的支持，而这种道义支持，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到底能有多大裨益？1000个道义支持甚至抵不上一个福尔摩斯作用，可连记者都不能保证人人成为福尔摩斯时，普通公众又怎么能成为福尔摩斯？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更希望公权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前，习水已对案件进行了通报。我想在最终的通报中，不仅要有案件的陈述，还应有案件报道为何如此艰难的介绍。如没有，也只有恳请记者再充当一次福尔摩斯，前去暗访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