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先生在《瓦解崇高代价太高》（见4月12日南都）一文中表达出维护范仲淹“忧民”崇高形象的重要性，认为破除范仲淹“忧民”的神话，可能成为对中国文化道德资源的自我糟践。先生之论尚有可商榷处。

徐先生没有在文章中论及揭露范仲淹欺世盗名、炒作他人作品的文章《〈岳阳楼记〉作者并非范仲淹》所论是否属实，这有点令人遗憾。不过，从徐先生的文章看，他似乎也没有怀疑这篇文章内容的真实性，他的整个立论是超越了这个真实性问题。

徐先生说得好，“范仲淹之所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而为中国人世代称颂，不只是因为他的话说得好，更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苦于官吏的苛政，所以特别期待官员的‘忧民’美德。”

但是，“瓦解了范仲淹‘忧民’的神话”与“破坏人民要求官员忧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之间并不存在如徐先生所认为的必然性，更不会导致崇高的瓦解。

第一，如果是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老百姓完全不需要创造一个“忧民”的神话来要求官员，他们只要一张选票就足够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员“忧民”在本质上是在“忧自己”。

第二，制造了“忧民”神话的国家，几百上千年以来并没有出现多少个真正“忧民”的官员。由于长期的专制独裁政治，老百姓只能将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寄托在自己所创造的“忧民”神话中，这不可悲吗？

第三，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落实于制度设计最有效。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把所有官员都当成贼来防范，才可能真正出现“不扰民”的官员。

人为创造（其实用制造更好）的道德神话没有任何崇高性可言。崇高的核心价值应体现在其真实性上。一座高塔一定要有坚实的地基，而不能建在沙堆上。代价再高也要回归真实，否则，代价更高。

“是要写进历史的”（刘少奇语）应成为为政者的敬畏。要让这种为政者对历史的敬畏成为一种现实的强大力量，就需要历史对真实的追求，避免沽名钓誉之徒以权以势以钱玩弄历史于股掌之中。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激励产生出真正“忧民”的为政者。如果历史也不辨真假只妄论是非，不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才作出价值判断，那么历史只能成为当权者的小秘（蜜）。

作为官员形象的范仲淹和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两码事，尽管这一理想是作为官员的范仲淹提出来的。作为官员形象的范仲淹，我们可能探求历史，还原官员范仲淹的形象。不管作为官员的范仲淹的真实形象如何，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依然可以继续成为官员的一种追求目标。□袁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