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难题》，王东京先生关于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性文集，全书分为学界之争、求解“三农”、民以食为天、守望均衡、产经透析、融资有道、关注民生、科教随想、改革政府、官场点评几个部分。本书以《中国的难题》冠名，顾名思义，自是以分析经济社会的难题为重点。中国经济正在转轨，必会引起各利益主体的博奔，社会矛盾交织，山重水复，困难多多。面对这些难题，政府有意广开言路，多听意见；而学界中人，自然不该袖手旁观。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

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先生”，不乏其人。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扒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先生”当官。

我这里所论中国官场三大定律，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客观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深化改革。如缩短国有经济的战线，取消公款消费，人们的官本位意识必能淡化；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强化权力制衡与监督，有实权的年轻干部，也能当大官。如果让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并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不让碌碌无为的人做官，则党风政风，可以焕然一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