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3个月来，普查队的工作人员搜集到无数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对于这场战役的复原，就在这一个个细节的浮现中，开始逐渐完整起来。

但在余戈看来，这是一份迟到了60多年的努力。一些细节被重新找到，但更多的细节，却遗失在人们有意无意的疏忽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干干净净。

最让余戈耿耿于怀的，是缺乏7000多名牺牲的普通中国士兵的确切信息：“你见过中国军队的阵亡名单吗？只到军官一级，至于士兵，只是数字而已。”

他常和人提到这样一个例子。1944年5月11日,中国军队强渡怒江进攻松山，来自美国、日本、中国的史料中，都记载了这天渡江顺利，只有一名士兵落水牺牲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叫什么名字，为何落水，却只字未提。

幸运的是，在随后对史料的阅读中，余戈发现了一份对当时负责渡江的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的口述访谈。这个90岁的老连长说，落水牺牲的这个士兵名叫邓超，来自湖南。当天，远征军在强渡怒江时，登陆艇上的邓超担心横在江上的钢索刮倒同伴，好心前去推扶，不料水流湍急，不慎失足落水。

“我最害怕看到的，就是写到阵亡者时用‘一名士兵’带过，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名字应该和那些军官一样留存史册。”余戈说。

有时，甚至连数字的准确性都成问题。余戈曾对《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所附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他发现，这份最权威的官方文件里的伤亡人员，竟然整整漏算了1000人。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中国官方对于这场战役的记录。那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地真实经历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在松山战役之后，中国军队曾为自己的阵亡将士修建过公墓。在老人回忆里，当年，松山山道两边整齐排列着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鲜花边上，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的小木片。在松山主峰下，还有一块国军103师留下的墓碑，墓碑上刻着所有阵亡者的姓名。

上世纪60年代，这个阵亡将士公墓被彻底摧毁。刻有烈士姓名的石碑，先是被人砸成两截，然后被抬到小学里做石阶，顽童们的小脚无数次地在石碑上踩来踩去，上面的名字日渐模糊，直到再也看不清楚。

日本人也在用各种方式纪念着自己的阵亡者。

松山战役幸存下来的10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都发表了回忆录，战记和日记。关于松山战役的书籍，起码有十几种。

1974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

这个不合时宜的要求被拒绝了。据目击者回忆，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一些日本人拿到了一些松山的泥土。回国之后，在日军113联队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被分给了阵亡者的家属。

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终于来到松山。他们通常不跟松山人说话，表情肃穆。上山之后，许多人就地跪下祷告，甚至嚎啕大哭。来得最多的一个老兵，已经到过松山20多趟。

到今天，在松山还是偶尔可以发现这种祭奠的痕迹。几周前，有游客发现，在一处战壕的隐蔽角落里，放置着一些包装袋上印刷着日文的食品，在战壕边上的树枝上，还有人细心地扎上了一朵小白花。

普查队也曾和日本来的旅游团迎面撞上过。3月初的一个早晨，正要上山勘测的余戈一行人，在停车场遇见了一群日本老人。虽然他们否认了自己老兵的身份。但带队的中国导游说，这些日本人来自福冈，这正是113联队的兵源地。一个眼尖的工作人员还发现，人群中一个看起来稍微年轻一点的老妇，正望着松山抹眼泪。

看着这些络绎不绝的日本老人来祭奠亡灵，戈叔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复杂的感觉：“到今天，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那些抱着成仁之念冲在自己兄弟最前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心存对死亡的恐惧、但仍然拼死前行的战士；战士死光后持枪奋然而上的马夫、卫生兵、勤务兵；还有吹响招魂号角的号手？”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余戈很是感慨：“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戈叔亚又独自一人爬上松山。在半山坡一块平地上，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小姑娘，正在一处地堡的遗址里玩耍。曾经喷射出致命枪火的堡垒，如今已经是一个长满野草的大坑，边缘还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野花。一个小姑娘摘下一朵，拿在手上，还让戈叔亚给她拍照留念。

往前走没多远，戈叔亚又碰上一个70多岁的山民。在攀谈中，戈叔亚问道：“老乡，你知道这座山上哪儿战死的人最多吗？”

“就是她们玩儿的那个地方。”老人指指那些小姑娘，“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堆死人头骨，有100多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