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志敏没有在上海大学旁听

1988年2月16日《团结报》发表了邵力子孙女邵黎黎的文章《方志敏与邵力子》。文章说方志敏1922年到上海，“白天，他听我祖父讲授中文，听瞿秋白讲授哲学，夜晚到民国日报(社)作校对。”此后，不少人以此为依据，在自己的文章或传记作品中，对方志敏也作如此记述。

我认为，1922年是方志敏首次“漂流到上海”，具体时间是在7月初。为了落脚和糊口，他希望找一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有可能曾在某大学旁听(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史料)，但不可能是上海大学。当年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集聚荟萃的上海大学，是由国共两党共同改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于1922年10月创建(1927年5月被国民党政府封闭)，至于瞿秋白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该校任教也是1923年或以后的事了，而方志敏这次在上海仅两个月，他于1922年8月29日乘轮船返赣。

三、“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属后人误传

有文章说“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实属后人误传。

首先，从方志敏在狱中(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内)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和文稿(含密写的)来看，作者笔触多处涉及自己被敌人审讯的情形以及狱中的生活感触，却没有一处说自己遭受敌人施刑，反而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原来的主义信仰”，看守所将关押他的囚室“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狱中的方志敏唯一感觉到肉体痛苦的是，敌人为防止“共党要犯”逃逸而给他套上了脚镣(后被同情他的看守所代所长凌凤梧换成了较轻的铁镣)。如果仅因此就说敌人用了“刑”，而且称之为“酷刑”，未免牵强。

其次，从当时在狱中供职人员凌凤梧、高家骏(即高易鹏)等，以及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看守所优待号并有密切交往后又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胡逸民留下的回忆文字来看，也只字未提方志敏有受刑的情况。不少采访者就“方志敏在狱中是否遭受敌人用刑”这一问题主动问及凌、高、胡等知情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没看见也没听说过。另外，从与方志敏同期被俘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红军将士幸存者乔信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反映方志敏在狱中受刑的情况。

“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这一说法，最早见诸1936年1月29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署名“阳朴”的文章《革命先驱方志敏》。文中有“敌人用尽一切欺骗的方法来动摇说降他，用惨酷毒刑来鞭鞑污(侮)辱他，但方烈士始终不屈不挠……”另一篇署名“哈马丹”的《中国民族英雄方志敏》也说：“反革命者无论怎样严刑拷打，怎样施行中古式的酷刑，都不能丝毫折磨革命战士之铁一般的意志。”据考，这两篇文章均出自远在异国他乡中共个别领导人之手。他们通过多次辗转才获得方志敏被俘入狱的消息，以及方在敌人面前经受了威胁利诱的考验而决不屈服，最终遇害。至于烈士在狱中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他们仅凭烈士曾受到“威胁逼迫”而揣度，烈士“在狱中遭受酷刑”，可文中都没具体说明方烈士是在何种情况下受刑以及受敌人的何种刑法(诸如拷打、烙烫、绑吊、坐老虎凳等)。因此“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是没有依据的。

方志敏的亲密战友邵式平，1937年1月在延安为方志敏被俘二周年纪念而撰写的文章，只字未提烈士在狱中受刑之事。方志敏的堂弟并一直追随方志敏投身革命的方志纯，生前写过许多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都未称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据我了解，大多数治学严谨的党史工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跟着说缺乏根据的方志敏“在狱中遭受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