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邦德在保山上空负伤。（王春琪提供）

空战不久我就发现了问题，我的油料不够了，必须马上降落，但是我好像有点迷路了。我把战机调转了180度，终于明确了自己的位置。我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爆炸声，我的战机被击中了，座舱燃起了大火，飞机在剧烈抖动。我挣扎着把半个身子爬出机舱，感到天旋地转。更加糟糕的是，我知道目前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只有1000英尺。

最终我在距地面500英尺的地方跳了伞。当我跌跌撞撞地降落到地面以后，我发现自己身上还在着火。火是从领口处开始烧起的，刚好着陆点旁边有条小河流过，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将火扑灭。然后我感到头部隐隐作痛。我把手指插入头发，发现头上在流血。日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头盔，谢天谢地，它只擦伤了我的头皮。

这时一个中国农民走了过来。我向他“哇哇”地喊叫，并且用手比划着打电话的样子，表示需要找个地方打电话。比划了半天，他终于明白了，带我到了一个村落，在一个传教士那里找到了电话。我已经忘记了那个传教士的名字，总之他是个大好人，除了安排把我送回保山之外，他还给了我当时最好的治伤药膏。

那次日本飞机把保山炸得很厉害，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到处都在冒烟，被炸死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尸横遍野，那种惨烈的场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资料用云南外事宣传办公室提供）

查理·邦德——云南人的老朋友

戈叔亚

昨天，比利时的朋友阿兰发来了上述的消息。我看了非常难过，随即我又把这条消息发给了一些认识查理·邦德的朋友。

查理·邦德是云南人的老朋友，他来云南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我也见过他多次。多年前，美国朋友罗伯特·安德森就送给了我他的书——“一个飞虎队员的日记”，可惜是英文版的，至今我都没有很好阅读，想起来实在惭愧。

记得2004年7月26－27日“中美二战友谊国际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美国老飞虎队员及其家属，历史学者和部分历史见证人，共计约50人。其中就有查理·邦德和他的弟弟，两位80多岁的老人相互搀扶，在队伍里面格外引入注目。在丽江古城游览时，我看到他们两位走在石板路上摇摇晃晃很危险，情不自禁上前搀扶查理·邦德，没有想到遭到了他的训斥。翻译跑过来说，查理·邦德认为自己并没有老到要人搀扶的程度，他说，他遇到坎坷时，只要青年人过来站在他的旁边，他像抓着拐杖一样依托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