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炸中牺牲的光明日报常驻南斯拉夫记者许杏虎（左）与妻子朱颖

但因为第二次空袭还没有过去，南联盟警察拦住了大使。

“我们里头还有人，请把你的手电筒借给我！”

“你进去，第一危险，第二找不到人”，警察摇了摇头。

正在交涉中，里面穿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武官找到了。

“你让我进去把他背出来”。大使再次向警察请求。

“你进去背不动”，警察没有同意，而是叫来救护车将武官运走；但不管怎么说，大使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第二次生死抉择

“留下来也是一种考验！”当中央决定仍留下少部分使馆人员坚守岗位后，潘大使第一个报了名。“那时候在南联盟已经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军用设施、民用设施、甚至连外国使馆都炸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应该说，留下继续坚守岗位，也是一种生死抉择”。潘大使记得，当时留下来的还有李银堂参赞、李军副武官、陈立二秘、张存良二秘和随员董健。

潘大使告诉记者，当时留守人员的压力是很大的，条件艰苦不说（尤其是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身心也多少都受到炸馆的影响；而回到祖国意味着安全、意味着休整。

“我当时对他们说，面对两种选择，我宁愿选择留下来。外交官不光是西装革履，在生死关头，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