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1968年11月，鱼雷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工作。

1971年5月31日，核潜艇首航。我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会后，我考察了一些地区，为核潜艇的试航、驻泊技术和阵地设施做准备工作，之后以海军首长名义报请周总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6日进行了预试，结果表明可以进行试验。1972年7月，海军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鱼雷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定型与后续投产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发言。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三

核潜艇研制的一步步进展，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在海军装备体系中，核潜艇是重中之重。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刚介入核潜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它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武器，更是国家的威慑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潜艇发展的实际工作。1982年至1988年间，我组织了核潜艇的各项试验和训练，并且考虑了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问题。核潜艇长航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19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就交付海军了，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厂或港口里。

1981年。我以副总长的身份去检查，感到这样不行。虽然还有些遗留问题，但艇已经交付了，就要让部队自己管理，自己训练，组织航行。在我的要求下，北海舰队和核潜艇基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经过认真准备，1981年11月至12月，北海舰队曲振牟副司令员指挥核潜艇进行了首次超过一个月的长航训练。我就任海军司令员后，继续关注这个问题。1983年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更长时间的长航。1984年第二艘鱼雷核潜艇交付。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该艇在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指挥下，完成了数十昼夜的最大自持力试验。远航试验证明，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核潜艇和我们培养的第一代核潜艇指战员，是顶用的，是真正的水下蛟龙。

1984年起，海军又相继进行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模型弹试验，深潜、全速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水下发射潜地导弹遥测弹试验等，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系列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1990年，最后一艘鱼雷核潜艇下水。我向江泽民主席报告后，他决定亲自去视察。视察时，江泽民主席果断表示：“核潜艇不能断线。”1992年5月29日，我把海军核潜艇部队建设情况报告转呈江泽民主席，特别强调要持续保持科研发展和认真做好安全工作。江泽民主席做了重要批示。1994年，根据江泽民主席指示，中央军委决定开始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看到核潜艇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艇，我也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