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听了没作声。后来，毛泽东同周恩来说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就此种不正常的现象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傅作义全身心地投入国家水利建设。他说：“咱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工作的义务，没有其他要求的权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心情就会豁达多了。”傅作义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1949年起担任水利部长，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长达23年，他的后半生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迹。他几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三门峡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库工地等第一线研究指导工作。

1951年，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一起视察淮河，在去洪泽湖蒋坝途中，有约15公里路程汽车无法通行，他坚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规定可以坐火车公务车（在列车上单挂一节专用车厢），但他从来不要，他说和工作人员合要一间包厢（4个铺位）就够了。

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出差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

繁重的工作压垮了傅作义的身体。1962年初，中央考虑傅作义的心脏病比较严重，安排他一家到广东休养。他表示，如果只是休养，他不想去；如果让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广东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到广东后，他先后视察了花县水库、新丰江水电站及新会、佛山、高要等地的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库，他都是先服了预防心脏病的硝酸甘油药片，然后登上坝顶，了解情况。

傅作义常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难办的事也能办成。

与共产党合作的典范

作为民主人士，傅作义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谓典范。据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说，他是以戴罪之心投入人民怀抱的，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他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起这一点。中共中央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他十分尊重，曾规定，水利电力部的领导要定期去傅作义的住处汇报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共产党相信他，他也相信共产党，有人攻击民主人士都是招牌，有职无权时，他反驳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毛泽东、周恩来经常邀请傅作义到家里做客、看电影。彭真、薄一波和其他中央领导与傅作义常有来往，习仲勋每逢遇到水利部的人都要问问傅作义的健康情况。

特别是周恩来、邓颖超对傅作义无微不至地关怀。1957年，傅作义在山西考察时心脏病突发，周恩来立即派飞机和医生前去抢救，并派邓颖超专门看望，鼓励他战胜疾病。周恩来每到外地带来些瓜果蔬菜，都会送给傅作义一些。1962年8月，邓颖超致信傅作义“我和恩来于昨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带回些在那里买到的深州蜜桃和该地产梨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请您和嫂夫人尝尝，藉助你们健康和长寿”。傅作义在小酱坊胡同住的是一座小楼。傅作义有心脏病，上下楼十分不便，周恩来得知后，责成有关部门盖了一座平房，请傅作义在那里办公。傅作义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每年桃子成熟后，他都挑选最好的送给关心他的中央领导人。1974年4月中旬，傅作义在弥留之际，周恩来拖着病重的身体去看望他，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傅作义嘴角颤抖着，眼含泪花。

解放前，傅作义为了给集体福利积累资金，开办了工厂和贸易公司，所赚的钱多用于编制外人员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解放后还有380余万元。除了1962年40万元购买公债外，其余全部上缴国家。毛泽东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但傅作义分文未动，1974年他病危时，全部上缴国务院，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傅作义晚年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祖国的统一，他对台湾的故旧十分想念。他说，我无时不怀念由大陆到台湾的旧日的朋友和同事们。1974年2月，傅作义说：“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