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属于“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的“辽沈战役卷”。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初印,印数93000本。
记者: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封笔巨献”，有封笔的打算吗？
张:那是他们（出版社）瞎忽悠。我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儿早排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儿。他们这样写是为了宣传吧，莫名其妙，我看不惯，但没办法，他们也不和你商量啊。
我现在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抗联的书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估计年底出来。这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抗联是文学的“富矿”，你有十八般武艺都能发挥出来，但必须吃苦，才能走近历史。
历史是不可复制的，许多史学作者都有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困惑，历史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张正隆就写过一篇名为“历史是什么？”的自序，认为历史“只能尽可能接近，但休想复原”，自己能做的只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者:您善于以报告
文学的形式写作军事历史题材，《枪杆子:1949》也不例外，采用这种文体是为了突出书中一些从未被人关注过的史实，也就是您所说的“历史中的新闻”吗？
张:所谓“历史的新闻”，其实按它自然的状态写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加工，一加工就完蛋了。有时候把原话录下来就好了。比如我写四野南下，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拿枪的敌人，而是水土不服，所有南下的老兵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我采访了很多人，写了一些自杀的人，他们可能打仗很勇敢，但却因为吃不上饭，生病，不想拖累部队，或者太痛苦，难受得自杀了。
但这个东西，所有有关四野南下的纪实、小说、影视全部都不写，莫名其妙。写战争并不是子弹从头响到尾，其中人性的东西，往往是最“抓”人的。
记者: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不免会有演绎想象的成分，您认为应如何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张:我觉得报告文学不能虚构，包括主人公的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都必须要有出处，否则不能写出。对话也一样。《枪杆子》里有些对话，原来我的稿子里是没有引号的，但后来出版社都给我加上引号了。加不加引号其实是不同的，给读者的感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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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唐毓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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