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世纪70年代，一名全副披挂的日本武士在明治政府建立初期的照片。
战争催生武士明星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此刻东亚大陆元帝国的诞生。而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倒不见得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可欺。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此风被日本无限扩大，成了“神风”。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
这样的好机会，被早已失去权利的天皇——文官集团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中国的宋儒们发明了“理学”，提倡正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传播开来。不想这一学说被日本人引进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最喜欢这种思想，在日本大力推广，试图复兴天皇当政的岁月。这一切与日本国内武士对镰仓幕府的厌恶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内战的结果是足利尊氏取得了胜利，但内战的过程更重要，因为此间对日后武士道发展产生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大幕拉开后粉墨登场——
日本武士的楷模：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头子。其靠在京城附近的主要道路上征收“过路费”，豢养了大量家兵，谁敢来查都没好下场。久而久之，连天皇都知道他们家了，于是被天皇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勤王的义军，联络了几支山贼部队。虽然是标准的土匪武装，但幕府派兵居然镇压不了，倒不是土匪们有太强战斗力，主要是幕府军队战斗力太弱，喜欢华而不实的单挑，土匪哪跟你讲这个，直接蜂拥上前，先要了军爷的性命。加之大群山贼恣意劫持幕府运往前线的物资，也打了几场说得过去的仗（相对于天皇的正规军而言），成就了他在日本历史上“军神”的威名。最终与足利尊氏在凑川决战，以700人大战足利军的2万人，结果自然不用多想。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忠心的，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出动“大和”号特攻的战斗，被命名为“菊水”特攻，每艘特攻的大舰上都悬挂“非礼法权天”旗，这个“菊水”就是天皇御赐楠木一门的家徽，而“非礼法权天”则是楠木正成在凑川打出的旗帜，意思是错误不胜真理，真理不及法度，法度不上权门，权门不若天子，忠君爱国之意。愚忠得一塌糊涂，这些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日后为人所利用，这点后文会详述。
反叛出了水平：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也是武士名门之后，但就是名门之后导致了他被人排挤，遭人猜忌，在镰仓幕府中实力虽大，但一直很压抑。于是他不顾镰仓幕府的头子，就是他的小舅子，直接反叛，配合另一位反叛的将领新田义贞，剿灭了镰仓幕府。后来看到这个天皇也不太能成事，野心又大了一点，直接背叛天皇，把天皇赶出了京都，再扶持一位新天皇，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他的行为虽然为很多人诟病，但也算一代枭雄。日后，他这种下克上的行为被很多有野心的军人所推崇，并使得“反叛”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委屈并快乐着：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一生都很委屈，远没有他今天的那些侄儿孙们风光，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反对每一个武士首领，结果当然悲惨，被逼退位，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抖了个机灵，带着所谓的天皇象征，跑到吉野开了个小朝廷，史称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并称南北朝，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分裂。这位终生和武士集团对抗的后醍醐天皇，成为日后倒幕维新时期，天皇至上理论的依据。
室町幕府是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开幕的，外有南朝的攻伐，内部的各个武士集团也为了各自利益大肆叛乱，甚至连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儿子都叛变到南朝。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仅限于理论。大量的事实案例填充进武士道的理论中，武士道理论开始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崇尚儒家理学，确定大义名分，要求武士们在努力提高自身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自身文化的修为，对主家要有主见，不要盲从；另一派则强调佛家真性情，要求武士们办事要盲从，强调态度问题，什么事先干了再说。这两派在武士中流传甚广，一般下层武士更容易接受佛家思想的武士道，而中上层武士们则容易接受儒家武士道。武士道，在室町幕府基本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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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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