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这反映出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10月15日晚7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在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提到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而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世纪风采》）